現代化和現代性綜論：本體性的多元化
《大國崛起》的封套說五百年來的地理大發現，「由此，大國的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座標」。這個全球大國崛起的座標，方向和理想是法國的，體制和操作機制是英國的，課題和問題是全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全球的人文議程，中國二百年來被不進入終也迫進入，四九年後要超前全人類，帶領全人類進入新世界，卻陷入幾千年「天朝」的本體性情結和虛妄。
幾經磨難，中國現在有了一個實在的機會。中國因世界而變，世界也因中國而變。問題是，中國不大認識世界，中國也不大認識世界。中國認識的世界，大約是二百年前的世界，世界認識的中國，則是無限時空的中國。
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核心，是「個人實體性的新集體」。這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起訖點。所謂「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個人實體性的新集體」」，是指（1）擴大個人實體化，在實體性的個人的基礎上建立新集體的社會和文化，（2）新集體容許更多的實體性的個人參與世俗實利和權力的運作。前者可稱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後者可稱為「世俗化」（Securalization）。大小公私組織，必須服膺、必須有能力管治好一個「個人實體性大增的新集體」。執政當權居其位而不服膺、沒這種能力，授受皆苦。
五百年來歷史，在「個體化」和「世俗化」的起訖點上，發展出人本主義、科學、法治、民主、資本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物質主義大盛。各地各階段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各家各派，不論理論或實踐，都基本上認同這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內容、方向和理想，祇是各地各派的具體路線和方法、成效和代價不同。不認同這些內容、方向和理想，便是明確的反現代化和現代性。「後現代」和近二十年大大普及的環境保育，不同程度和方式反思和/或反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主流（機械）理性主義、物質主義和唯發展觀，側重精神靈性、弱勢少數和大小環境保育，但仍在「個人實體性」和「新集體」的價值和理念範疇之內。
「前現代」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實體，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人」，自己屬於自己，有平等、自由和人權。「前現代」的集體社會和文化，是由極少數政教軍合一的貴族和建制精英組成和支配。他們介定和主宰一切。在地理條件的制約和促使下，各個社會和文化的「組織結構、價值和道德知識美學、本體性和信念、精英和大眾的關係和社會流動、日常生活現象和權力和利益的運作」混成有機的一體，最終結穴在存在的本體性（Existentail Ontology）。
中世紀西方世界的存在本體性是相對單元封閉體，千年完整、穏定和鞏固。社會和文化嚴分等級和科層格序，最上層是人和神接壤的極少數傳統血緣世襲或白手自造的貴族、精英和英雄，他們壟斷以「來世」和靈感為心的意識和知識、意義和價值、權力和利益、資源和美感，藉文化、教育和系統性組織和強制力維持總體性的運作，形成低度社會變遷和流動低自然應然人間秩序、狀態和規律。
環繞著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絶少數人有實體性，是「人」，絶多數人沒有實體性，不是「人」。絶多數沒有實體性的人是絶少數有實體性的人的私產，但絶多數人在各種層面認同絶少數人，形成上下共尊共遵的人間秩序，人人找自己的應份角色和歸宿。「前現代」的集體（皇廷、貴族、土大夫、文化、國家、宗教、宗族、家庭）祇計少數特殊者，不是以每個人為單位組成的，大部人（自甘）被排斥、壓迫和異化。
文藝復興局部介入和打破這個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經院和教會各有角色和能動，開始分化和對立，發展出「人本主義」（Humansim），起初是佐證、繼而是局部輔助和替代宗教和神學，形成雛型的新本體性。「人」的概念和定義大大擴大，更多人成為具實體性的「人」，有由自自主性，做自己的主人。啟蒙運動以「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識及實證主義（Positivism）進一步取代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更多具實體性的「人」參與社會活動，知識、人本價值、經濟和軍事力量大盛，由西而東，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席捲全球。
《大國崛起》的「崛起潮」，初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借助宗教力量，後來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更多依重於理性主義、知識和科學、人本價值、經濟和軍事。東西方共同經歷一場存在本體性的多元化。這是全人類的終極文化哲學結。
五百年的歷史，是農牧社會向商業社會再向工業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結構性轉型。這個轉型和改造的是一個五百年的「解重構」。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其過程和結果。這個「解重構」涉及五層面：（1）終極原生和絕對的本體性（宗教、文化和國族身份、終極關懷和信仰）；（2）意識和知識系統、藝術價值和美學，（3）上下和內外精英和大眾之間的互動和轉化關係；（4）個人和集體的組織和結構；（5）日常實際現實權力和利益的運作、轉化現象。
這五層面可分可合，互為一體的混沌現實現象。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最終核心，是農牧漁社會的存在本體性的多元化。這個「本體性的多元化」的歷史引擎（Histroy Engine），是這五層面中的第三層面的－－「上下和內外精英和大眾之間的互動和轉化關係」。「本體性的多元化」由建制內內外外精英有意無意間開啟，再有意無意向全社會各層傳訊，接觸全民，由更多的人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參選現代化和現代性過程，形成燃原之勢。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精英分為建制中舊精英和建制外新精英兩種。外來引進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精英分為建制中舊精英和建制外新精英、外來和內生四類，四類組成東西方各種精英，以不同形式催生和推動現代化和現代性進程。
「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五百年來農牧漁社會和秩序的「解重構」之後的世界現實。意識和知識上的新「現代現實」，是科學系統和專業系統；經濟上的新「現代現實」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治上的新「現代現實」，是民族國家和民主；組織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公民）」社會」和政黨；文化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個人主義的藝術、思潮和存在本意識；地理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全球互通互動。高度概括和總結而言，「人」變「新人」。
法國以本體性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形成的激情凌駕體制，追尋「後羅馬帝國」的復興光煇，為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投射發展的方向，直趨人類存在的終極本體性，自我消滅於浪漫理性中。英國不談本體性和人性，以多元互制和反覆反思而漸進的法治體制駕馭速度，修正方向和保持航道暢通，為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發展計量利益的收支。法國和英國的崛起，各有各的代價和收成，也各為人類提供正反經驗。
歐洲中世紀以來在知識和意界都沉迷於「後羅馬帝國」的復興夢，尤其是法意奧德英各個皇廷、民族國家、文化和教會，互相競爭。文藝復興與起、啟蒙運大盛的「人本主義」，原是反宗教的愚昧主義，但漸漸自成存在本體性，以「人」代「神」，以個體主義挑戰集體主義，以今生取代來世，以生活實利凌駕精神靈魂，以可操控的分分合合「理性」攤分總體不可分的「感性」和本體性，代之以「現代工業社會理性主義、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
現代化和現代性，由傳統農牧商社會的本體性轉化成工業社會的多重配套體制。西方是政教合一的單元本體性的多元化，東方是農牧社會單元本體性的多元化。在東方，這個轉型過程等於小農小商的本體性文化生命的滅亡。
「現代工業社會理性主義、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和「農牧商貿的本體性」之間的矛盾和相融關係，在東方可以歸納為三種情景：（1）小農小商的本體性，拒絕轉化成工業社會的多元自由體制性；（2）現代理性、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為小農小商集體主義本體性所用，為集體主義本體性服務，給合成災難；（3）英國崛起的模式，以體制和程序調節「小農小商的本體性」和「工業社會的多元自由體制性」的深層之矛盾。
法國大革命、德國在二次世界日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相通之處是一種「主體性爆炸」。所謂「主體性爆炸」，是（1）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內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過程中，受生死存亡的威脅；（2）在內外因素下，傳統社會把集體主義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轉化為一股能量、意義和符號，匯聚而成新的實體性本體、知識和價值、組織結構身份認同；（3）沒有英式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哲學和多元分權、互相制約的體制和文化可以中和或抑制單元單向[的主體性，（4）主體性壓倒一切，集中單元單向力量，在歷史中迅速崛起，也迅速崩潰下挫。
英國相對不談本體性和人性論等終極性，專注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理性相對主義」（Rational Relativism）。相對之下，法國與德國都是歐陸文化，時尚本體論和人性論，以單元單核心總體性（Unitary Holism）的「終極絕對主義」（Absolutism）為本體性。法國是個人主義、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理想主義（Idealsim）的「浪漫終極絕對主義」（Romantic Absolutism），德國是集體主義、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理性終極絕對主義」（Rational Absolutism），日本是集體主義的「美學終極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
法德俄日都欠英式多元分權和互相制約、進進退退的體制和文化，不能像英國防止/滅弱「主體性爆炸」。美國擴大和強化英式多元分權和互相制約、進進退退的體制和文化。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才學會把主體性多元化，建立分權和互相制約的體制和社會文化，在左翼總理布蘭特跪下那一刻，正式成為完成總體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正常國家」。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卻沒學會把主體性多元化，建立分權和互相制約的體制和文化。
香港和英國一樣，避開本體性/主體性的核心問題，百年來「拿來主義」，用英式重商的法治自由配套式體制，減少文化意識和道德倫理的糾纏，把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商品化，轉化為實利，專心致志於「中環價值」的功利實益，造就世界最前沿的專科專業、經濟、行政和管治奇蹟，開出中國人千百來第一個自由、多元、開放的法治社會和（類）公民社會。
回顧歷史，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不相同。十九世紀，孫中山等時代的先知先覺先行者在香港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座標，開展「學習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趕上「人類進程」。二十世紀，中港關係大起大伏，反差極大。當時世界和中國內地興起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時代先知先覺先行者視香港如歷史渣滓；香港固守二百年前亞當‧史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內地放棄計劃經濟，改採市場經濟。中港關係大起大伏之間，每當中國內地轉轍到香港的座標，中港互補，各自發揮；每當中國內地「以我為主」、以我為座標、以我為現實，中港便杵格不入，互磨互秏。
香港的宿命是有（類）現代的先進性，但體積小，居次位，沒恰如其份的實體性；中國落後，但體積大，居首位，有無限的絕對終極實體性。香港引入異質性而中國拒斥時，香港被視為數典忘宗、非我族類；香港引入異質性而中國接納時，香港的功能被取代和受接濟。
香港和內地的應然和自然關係，是香港引入西方現代座標，中國提供傳統文化資源和人力人才資源，內與外、異質性與同質性互相肯定和容納，一起締造一個完整的「現代化現代性」社會，讓香港在世界的最前沿，做中國內地的試驗田。但這個歷史的應然和自然的中港關係，卻不是必然的。兩點之間，簡單直線可能最長。百多年，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都是兩點之間簡單直線的複雜迂迴曲折，漫長起伏。
2007年6月14日星期四
俄美日：精英和大眾交鋒的學習型崛起 — 七之六
俄美日：精英和大眾交鋒的學習型崛起
葡西荷、法國和英國的崛起是內生的。德國的崛起是外來壓力下轉為內生，走自己的路。俄國和日本的崛起是主動學外來的，學來學去半途大起大落大反覆，俄國三百多年、日本百多年，仍不知是否完全現代化和現代性。美國是「全盤移植」的崛起，完全是外來的，現代化和現化性是外來的，人口主要也是外來的移民。
美國「全盤移植」的崛起模式，是五百年歐陸新舊思潮的斷裂。新思潮和新精英在新大陸，建立一個「大熔接」式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新社會和新文化。美國本地和外來、建制內和建制外各種精英互相交鋒，各種精英又和各種大眾交鋒，一起自由試對試錯，面對內內外外人類新舊問題的考驗。美國如「吸星大法」，把世界各種精英和各種大眾吸納進去，儼然人類共通共用的發展平台，主導地球的禍福命運。
美俄日的學習型崛起，成敗關鍵之一是「領袖和精英」的來源，以及他們與「現代化和現代性」的關係；之二是學習過程中本土精英和外來精英之間的關係、建制內精英和建制外精英之間的關係；之三是新舊、內外各種精英因應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態度和轉化，能否有序渡過內外、新舊之間的層層、重重「解重構」（De-reconstrcution）；之四是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在試對試錯中取捨和組合；之五是各種精英和大眾之間的關係，能否組成「混合」隊伍和聯合陣線，恰如其份回應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的挑戰；之六是崛起過程中和取得主導權後，新精英能否持續自覺、反省和開放，能否自我修正和完善。
葡西荷法英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葡西荷帶領人類進入全球商業、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止於工業化；法國帶領人類進入全新的人本主義價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也止於工業化；英國最整全，帶領人類進全程入自由秩序的多重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
德俄日美都是學習和移植外來的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德國「走自己的路」，在源頭的哲學文化思想藝術另搞一套，工業化和軍事化超越英國和法國，不要法國的人本主義價值，把英國自由秩序多重配套體制去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德意志的集體主義的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形成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帶領人類進入兩次世界大戰。
俄國的崛起可以劃分為三波：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列寧史太林。《大國崛起》的俄國和蘇聯，重點放在前二波，縷述改革之難，似乎呼應同期中國的歷史和當代中國國情。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歷史及將來「中國崛起」至深的列寧史太林（超）現代化和現代性，《大國崛起》祇有平舖直述，沒有評析或縱橫論說。最詳盡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史太林的幾個五年計劃的必需性和正確性。美蘇的武備競爭和八九年之後的蘇東波，仍是禁區。1991蘇聯易幟，祇有一句。
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匿名扮工人去荷蘭學造船，成為歷史佳話。他以農牧社會的暴政奴役為俄國打下現代化物質基礎。來自德意志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一反彼得大帝秦始皇式的改革，夢想學法國的啟蒙運動，崇拜伏爾泰、孟德斯鳩，親自起草600頁的《法典起草指導書》，但條文距現實太遠，她極好學，仍受時代局限，看不到條文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之間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沉緬於文字世界裡，以文字等同現實，她以為現實會聽命於條文的文字，就像平時一紙條文可以令四周的人俯首稱是。她廢除不了農奴制度，轉而要向貴族和教會妥協。法國大革命一起，她「葉公好龍」，稱之為瘟疫。打敗土耳其和拿破倫後，俄國達到頂點，成為歐洲神聖同盟的盟主，領土橫跨歐工美三洲，但1856年俄國和英法一埸克里米亞戰爭，盟主地位不保。
五十多後，列寧引入馬恩思想，締造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他進一步沉緬於啟蒙運動以來的文字世界的現實和理性主義的智能理念和力量（Intellectual Ideas and Forces），用莎皇改革的一些底子迅速工業化和軍事化，打贏法西斯和納粹，用「超越（西方的商業和初級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構人類第一個共產國家。《大國崛起》說是「探索了一條國家發展的新道路」。資本家無祖國，資本主義無國界、世界革命也無國界，蘇聯的發展新道路對外擴張，建立幾十個東歐、亞非拉衛星國，和歐美抗衡。
跟著幾十年的冷戰，蘇聯文字世界的現實和理性主義的智能理念和力量走火入麽，以機械唯物論和科學主義代替現實現象，德國式的黨政軍一體極權的多重配套體制內部自我僵化，完全喪失感應客觀現實和多元異質性的機能，祇能機械反應式壓抑多元異質性，不能因應多元異質性而自我調整和糾正，進入內部的病態惡性循環。《大國崛起》以五十年後（1984）才發表的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為引子，說「蘇聯…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蘇聯犯下的Crime Agaisnt Humanity不亞於莎皇、法西斯和納粹，外強中乾，終至崩潰。《大國崛起》說是「今天，俄羅斯己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日本和德國的民族性大不同，日本是「美學終極糿對主義」，德國是「理性終極糿對主義」，日本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以德國為師，走有別於英國自由主義經濟的發展模式，德國的經濟、工業化軍事化採國家干預主義，日本採「統制主義經濟模式」。日本和德國崛起和崩潰幾乎同期同樣式。
德國被世界接受為具「現代性」的「現代國家」（哈巴瑪士稱之為「後國族主義家」Post-Nationalsim）。俄國和日本到今天仍難肯定是不是一個具「現代性」的「現代國家」。日本以傳統集體主義的自由意志，一個明治維新完成現代化（權威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未完成現代性（人本主義價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和英國自由秩序多重配套體制）。日本帶領人類進入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德國那種深刻真切反省，似仍不知「現代性」何物，以為自己清還歷史罪孽，已「正常」化，自己做不了「正常國家」，是被歧視（像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是日本的問題，日本是受害者。
俄國和日本都是外來現代化的大成功和大失敗，美國則是外來現代化的大成功。美國的崛起，是移民帶來的異質性、「劣質性」在新大陸這大熔爐中實驗現代化和現代性。歐洲宗教戰爭連綿幾百年，一國之來和幾國之貴族和精英輪流大起大落，貴賤朝夕易位，人頭落地。到美國的宗教和低下層移民，大部份是不同階段不見容於、不滿於歐陸舊世界的文化和社會，或給掃地出門，或自我放逐，來新大陸進行一場「自治自主」大實驗。他們在歐洲時的各種宗教各思想和能力，是邊緣的異質性，在歐洲被壓抑和排斥，視為妖魔鬼怪或鄙陋劣貨，但在新大陸自由發揮，「劣貨」變寶物，妖魔鬼怪合成和轉化出奇異文化，建立第一個以明文憲法立國的國體。一百五十年後，美國成為當今唯一超級霸權。美國可以說是歐洲的堆填區變世界的聚寶盤。
崛起、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少數人有意無意間創新突破。創新突破按現成既有的標準，或按新生事物的標準，起初都必然是邊緣異質性，粗糙拙劣，不成體統。新精英和新創意，必是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不等於「新精英和新創意」，但「新精英和新創意」必是「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崛起是一群人集中一起，以血綠和人際直接接觸而生的初級關係（Primacy Relations）為基礎，團結排外，形成農牧漁社會實體性和身份認同，以初級關係減低磨擦，增進無限無條件的互信，凝聚生命共同體，一起奔向「已知未來」，再建立現代的理性化和科層化（Hierarchical）組織體制，提供安穩的生存處境和存在意義。
由神話時期到今天，英雄和領袖是帶領大眾走過時代，建立新社會和文化的個人。英雄和圖騰一樣，是當下一刻的實物，也是突破時間限制的符咒，跨越「非文字」和「文字」的意識和知識、能量和意義，組成總體性的美學、本體性和文化身份認同。英雄和大眾的關係，折射一個時代、社會和文化的特性。葡西法美是個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國度，德俄是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國度，荷英是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非英雄主義」的國度，日本是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剎那轉化的英雄主義和「非英雄主義」的國度。中共革命充滿種英雄故事，政治和軍事、文學和藝術上以俄國為師。《大國崛起》高度謳歌俄國和蘇聯的英雄主義。
九國之中，葡西荷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主要由原有內部的新舊精英帶動，大眾祇是跟。內部精英釋放的能量有限，被動或主動不再破立，拒絶外來的挑戰，不再持續的撕裂和分合，守成，而至沒落。法國由原有內部的新舊精英帶動，打破階級藩籬，人人做精英，個個是英雄。法國大革命時全民總動員，全民參與直接民主，釋放史無前例的人文能量，過度撕裂和分合，一蹶不振，而至半沒落。德國和日本和法國一樣「爆炸式」崛起，大眾把傳統精英層的理和夢想內在化，變成每個人的個人存在意義，集體快上快下，近乎集體自毁自殺。英國最有持久力，也給時代巨流捲走。《呂氏春秋》說「沒不亡之國」。秦始皇不信邪不認命，要萬世一統而無所不用其極，終招萬世罵。
「崛起」是由低上高，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大國崛起」有語病。歷史上，大國不能崛起，小國才能崛起。「小國崛起」是現狀現實的否定和肯定，把多元多方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轉化，為我所用。大國的現狀現實不容內內外外的否定，祇容內內外外的肯定，從而陷入片面單向的唯心主觀，脫離現狀現實。大國祇能守成和沒落。小國崛起後變成大國，也不能再崛起。似乎，世界很公平，一國祇有一次崛起（但不是每國都有一次崛起）。
崛起、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一個地綠、文化和歷史之內，本地和外來、建制內和建制外各種精英的互相交鋒，以及各種精英和各種大眾的交鋒，一起面對內內外外各種考驗。本地、建制內的精英，幾代活於《紅樓夢》式的少數世界，外來和建制外的精英生《水滸傳》的大眾世界，兩者交鋒，不啻是天人交戰。事態急速運轉，當事人自己也可能分不清自己和對手是人是神是妖是魔。人類的獸性和理性、原創力和因循力互有升降和轉化，在面對事物的未知和不確定時，剛柔陰陽各有長短強弱優劣。成效和成敗視乎：
（1） 建制中舊精英的內部生命力和內部團結和既成的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2） 舊精英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
（3） 建制外新精英的興起和轉化、內部團結和生命力和自成的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4） 新精英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
（5） 建制中和建制外、內部舊精英和外來新精英四者的關係，各自的興起、轉化和交替，各自的生命力和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6） 四者的混合及其各自或分別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內部新團結和破立分合。
美國之強，像是「垃圾焚化爐」的迫人熱浪。人人互為「他者」，互為介定和互為是非、互為主次和互為貴賤、互為美醜，迅速互相轉化。美國文化承認事物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客觀性，容許和鼓勵「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互動、分合和竹解重構，開放給本土和外來、建制內外的各種精英。由社會生活、大中小教育系統到工商百業及哲學文化思想價值觀，美國形成一股「無縫創造力」（Seamless Creativity），正正負負體現於政經社會和文化，本土化而全球化，全球化而本土化。
個體自由、多元開放「實用主義」（Pragmaticism）和「體制主義」（Institutionism）最具特色的「美國哲學」和「美國思想」體系，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是內生常設的自我調整機制。《大國崛起》談美國的第二集的「危局新政」，幾乎全集在講「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壞事都出來了」，美國二十世紀怎樣應付，資本主義怎樣自我調整和糾正。
客觀上，美國的多元自由開放式自我調整和糾正，正好可以拿來對照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而至滅亡的歷史教訓，但《大國崛起》並沒站高看遠，不事從這裡切入問題和深度反省，而是用羅斯福的「新政」來支持中國結合「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主義」的現行「混合式經濟政策」，為今天的操作性事務服務。
葡西荷、法國和英國的崛起是內生的。德國的崛起是外來壓力下轉為內生，走自己的路。俄國和日本的崛起是主動學外來的，學來學去半途大起大落大反覆，俄國三百多年、日本百多年，仍不知是否完全現代化和現代性。美國是「全盤移植」的崛起，完全是外來的，現代化和現化性是外來的，人口主要也是外來的移民。
美國「全盤移植」的崛起模式，是五百年歐陸新舊思潮的斷裂。新思潮和新精英在新大陸，建立一個「大熔接」式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新社會和新文化。美國本地和外來、建制內和建制外各種精英互相交鋒，各種精英又和各種大眾交鋒，一起自由試對試錯，面對內內外外人類新舊問題的考驗。美國如「吸星大法」，把世界各種精英和各種大眾吸納進去，儼然人類共通共用的發展平台，主導地球的禍福命運。
美俄日的學習型崛起，成敗關鍵之一是「領袖和精英」的來源，以及他們與「現代化和現代性」的關係；之二是學習過程中本土精英和外來精英之間的關係、建制內精英和建制外精英之間的關係；之三是新舊、內外各種精英因應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的態度和轉化，能否有序渡過內外、新舊之間的層層、重重「解重構」（De-reconstrcution）；之四是本土文化和外來文化如何在試對試錯中取捨和組合；之五是各種精英和大眾之間的關係，能否組成「混合」隊伍和聯合陣線，恰如其份回應歷;史、社會和文化的變遷的挑戰；之六是崛起過程中和取得主導權後，新精英能否持續自覺、反省和開放，能否自我修正和完善。
葡西荷法英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葡西荷帶領人類進入全球商業、資本主義和殖民主義，止於工業化；法國帶領人類進入全新的人本主義價值、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也止於工業化；英國最整全，帶領人類進全程入自由秩序的多重配套體制（Multi-institution）、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
德俄日美都是學習和移植外來的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德國「走自己的路」，在源頭的哲學文化思想藝術另搞一套，工業化和軍事化超越英國和法國，不要法國的人本主義價值，把英國自由秩序多重配套體制去掉個體主義、自由主義。德意志的集體主義的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形成軍國主義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帶領人類進入兩次世界大戰。
俄國的崛起可以劃分為三波：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二世和列寧史太林。《大國崛起》的俄國和蘇聯，重點放在前二波，縷述改革之難，似乎呼應同期中國的歷史和當代中國國情。影響中國二十世紀歷史及將來「中國崛起」至深的列寧史太林（超）現代化和現代性，《大國崛起》祇有平舖直述，沒有評析或縱橫論說。最詳盡的是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和史太林的幾個五年計劃的必需性和正確性。美蘇的武備競爭和八九年之後的蘇東波，仍是禁區。1991蘇聯易幟，祇有一句。
三百多年前，彼得大帝匿名扮工人去荷蘭學造船，成為歷史佳話。他以農牧社會的暴政奴役為俄國打下現代化物質基礎。來自德意志的葉卡捷琳娜二世一反彼得大帝秦始皇式的改革，夢想學法國的啟蒙運動，崇拜伏爾泰、孟德斯鳩，親自起草600頁的《法典起草指導書》，但條文距現實太遠，她極好學，仍受時代局限，看不到條文和現實之間的距離，以及之間有什麼「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沉緬於文字世界裡，以文字等同現實，她以為現實會聽命於條文的文字，就像平時一紙條文可以令四周的人俯首稱是。她廢除不了農奴制度，轉而要向貴族和教會妥協。法國大革命一起，她「葉公好龍」，稱之為瘟疫。打敗土耳其和拿破倫後，俄國達到頂點，成為歐洲神聖同盟的盟主，領土橫跨歐工美三洲，但1856年俄國和英法一埸克里米亞戰爭，盟主地位不保。
五十多後，列寧引入馬恩思想，締造第一個無產階級政權。他進一步沉緬於啟蒙運動以來的文字世界的現實和理性主義的智能理念和力量（Intellectual Ideas and Forces），用莎皇改革的一些底子迅速工業化和軍事化，打贏法西斯和納粹，用「超越（西方的商業和初級工業社會的）資本主義」意識形態建構人類第一個共產國家。《大國崛起》說是「探索了一條國家發展的新道路」。資本家無祖國，資本主義無國界、世界革命也無國界，蘇聯的發展新道路對外擴張，建立幾十個東歐、亞非拉衛星國，和歐美抗衡。
跟著幾十年的冷戰，蘇聯文字世界的現實和理性主義的智能理念和力量走火入麽，以機械唯物論和科學主義代替現實現象，德國式的黨政軍一體極權的多重配套體制內部自我僵化，完全喪失感應客觀現實和多元異質性的機能，祇能機械反應式壓抑多元異質性，不能因應多元異質性而自我調整和糾正，進入內部的病態惡性循環。《大國崛起》以五十年後（1984）才發表的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為引子，說「蘇聯…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蘇聯犯下的Crime Agaisnt Humanity不亞於莎皇、法西斯和納粹，外強中乾，終至崩潰。《大國崛起》說是「今天，俄羅斯己走在民族復興的道路上」。
日本和德國的民族性大不同，日本是「美學終極糿對主義」，德國是「理性終極糿對主義」，日本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以德國為師，走有別於英國自由主義經濟的發展模式，德國的經濟、工業化軍事化採國家干預主義，日本採「統制主義經濟模式」。日本和德國崛起和崩潰幾乎同期同樣式。
德國被世界接受為具「現代性」的「現代國家」（哈巴瑪士稱之為「後國族主義家」Post-Nationalsim）。俄國和日本到今天仍難肯定是不是一個具「現代性」的「現代國家」。日本以傳統集體主義的自由意志，一個明治維新完成現代化（權威多重配套體制、工業社會、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和殖民主義），未完成現代性（人本主義價值、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和英國自由秩序多重配套體制）。日本帶領人類進入一次世界大戰，沒有德國那種深刻真切反省，似仍不知「現代性」何物，以為自己清還歷史罪孽，已「正常」化，自己做不了「正常國家」，是被歧視（像德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不是日本的問題，日本是受害者。
俄國和日本都是外來現代化的大成功和大失敗，美國則是外來現代化的大成功。美國的崛起，是移民帶來的異質性、「劣質性」在新大陸這大熔爐中實驗現代化和現代性。歐洲宗教戰爭連綿幾百年，一國之來和幾國之貴族和精英輪流大起大落，貴賤朝夕易位，人頭落地。到美國的宗教和低下層移民，大部份是不同階段不見容於、不滿於歐陸舊世界的文化和社會，或給掃地出門，或自我放逐，來新大陸進行一場「自治自主」大實驗。他們在歐洲時的各種宗教各思想和能力，是邊緣的異質性，在歐洲被壓抑和排斥，視為妖魔鬼怪或鄙陋劣貨，但在新大陸自由發揮，「劣貨」變寶物，妖魔鬼怪合成和轉化出奇異文化，建立第一個以明文憲法立國的國體。一百五十年後，美國成為當今唯一超級霸權。美國可以說是歐洲的堆填區變世界的聚寶盤。
崛起、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少數人有意無意間創新突破。創新突破按現成既有的標準，或按新生事物的標準，起初都必然是邊緣異質性，粗糙拙劣，不成體統。新精英和新創意，必是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不等於「新精英和新創意」，但「新精英和新創意」必是「胡亂冒犯，令人不安不快」。崛起是一群人集中一起，以血綠和人際直接接觸而生的初級關係（Primacy Relations）為基礎，團結排外，形成農牧漁社會實體性和身份認同，以初級關係減低磨擦，增進無限無條件的互信，凝聚生命共同體，一起奔向「已知未來」，再建立現代的理性化和科層化（Hierarchical）組織體制，提供安穩的生存處境和存在意義。
由神話時期到今天，英雄和領袖是帶領大眾走過時代，建立新社會和文化的個人。英雄和圖騰一樣，是當下一刻的實物，也是突破時間限制的符咒，跨越「非文字」和「文字」的意識和知識、能量和意義，組成總體性的美學、本體性和文化身份認同。英雄和大眾的關係，折射一個時代、社會和文化的特性。葡西法美是個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國度，德俄是集體主義的英雄主義的國度，荷英是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非英雄主義」的國度，日本是集體主義和個體主義剎那轉化的英雄主義和「非英雄主義」的國度。中共革命充滿種英雄故事，政治和軍事、文學和藝術上以俄國為師。《大國崛起》高度謳歌俄國和蘇聯的英雄主義。
九國之中，葡西荷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主要由原有內部的新舊精英帶動，大眾祇是跟。內部精英釋放的能量有限，被動或主動不再破立，拒絶外來的挑戰，不再持續的撕裂和分合，守成，而至沒落。法國由原有內部的新舊精英帶動，打破階級藩籬，人人做精英，個個是英雄。法國大革命時全民總動員，全民參與直接民主，釋放史無前例的人文能量，過度撕裂和分合，一蹶不振，而至半沒落。德國和日本和法國一樣「爆炸式」崛起，大眾把傳統精英層的理和夢想內在化，變成每個人的個人存在意義，集體快上快下，近乎集體自毁自殺。英國最有持久力，也給時代巨流捲走。《呂氏春秋》說「沒不亡之國」。秦始皇不信邪不認命，要萬世一統而無所不用其極，終招萬世罵。
「崛起」是由低上高，由小變大，由弱變強。「大國崛起」有語病。歷史上，大國不能崛起，小國才能崛起。「小國崛起」是現狀現實的否定和肯定，把多元多方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轉化，為我所用。大國的現狀現實不容內內外外的否定，祇容內內外外的肯定，從而陷入片面單向的唯心主觀，脫離現狀現實。大國祇能守成和沒落。小國崛起後變成大國，也不能再崛起。似乎，世界很公平，一國祇有一次崛起（但不是每國都有一次崛起）。
崛起、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一個地綠、文化和歷史之內，本地和外來、建制內和建制外各種精英的互相交鋒，以及各種精英和各種大眾的交鋒，一起面對內內外外各種考驗。本地、建制內的精英，幾代活於《紅樓夢》式的少數世界，外來和建制外的精英生《水滸傳》的大眾世界，兩者交鋒，不啻是天人交戰。事態急速運轉，當事人自己也可能分不清自己和對手是人是神是妖是魔。人類的獸性和理性、原創力和因循力互有升降和轉化，在面對事物的未知和不確定時，剛柔陰陽各有長短強弱優劣。成效和成敗視乎：
（1） 建制中舊精英的內部生命力和內部團結和既成的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2） 舊精英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
（3） 建制外新精英的興起和轉化、內部團結和生命力和自成的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4） 新精英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
（5） 建制中和建制外、內部舊精英和外來新精英四者的關係，各自的興起、轉化和交替，各自的生命力和篩選淘汰系統和過程；
（6） 四者的混合及其各自或分別和社會、時代和大眾的動静兩種關係，對歷史潮流和外在無窮的客觀性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對已知之未知和未知之未知的態度、反應及處理方式，內部新團結和破立分合。
美國之強，像是「垃圾焚化爐」的迫人熱浪。人人互為「他者」，互為介定和互為是非、互為主次和互為貴賤、互為美醜，迅速互相轉化。美國文化承認事物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客觀性，容許和鼓勵「深層次矛盾和問題」的互動、分合和竹解重構，開放給本土和外來、建制內外的各種精英。由社會生活、大中小教育系統到工商百業及哲學文化思想價值觀，美國形成一股「無縫創造力」（Seamless Creativity），正正負負體現於政經社會和文化，本土化而全球化，全球化而本土化。
個體自由、多元開放「實用主義」（Pragmaticism）和「體制主義」（Institutionism）最具特色的「美國哲學」和「美國思想」體系，體現在經濟和政治上，是內生常設的自我調整機制。《大國崛起》談美國的第二集的「危局新政」，幾乎全集在講「在資本主義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各種各樣的壞事都出來了」，美國二十世紀怎樣應付，資本主義怎樣自我調整和糾正。
客觀上，美國的多元自由開放式自我調整和糾正，正好可以拿來對照俄國十月革命成功後「蘇聯…喪失了讓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機會」，而至滅亡的歷史教訓，但《大國崛起》並沒站高看遠，不事從這裡切入問題和深度反省，而是用羅斯福的「新政」來支持中國結合「市場經濟」和「國家干預主義」的現行「混合式經濟政策」，為今天的操作性事務服務。
法德日：由「前工業」到工業化的爆炸式崛起 — 七之五
法德日：由「前工業」到工業化的爆炸式崛起
如果說英國是第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國家，法國則是第一個提出「現代和現代性」的理想、價值觀和標準的國家。今天，法國二三百年前凝聚和提煉的人文價值系統，仍然是人類社會的普世主流。由笛卡皃到伏爾泰到羅梭，由路易十四到拿破倫，法國帶頭反愚昧主義，宣揚和落實人本主義，為人類文明的路向定立座標和標準，為人類創造了Crime Agaisnt Humanity這概念和名詞。人類二百年似乎正是以各種方式實踐法國的人文理想。
《大國崛起》詳列法國「先賢祠」多少人是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軍事家….但祇是要突出「法國重視文化藝術」，用來反中國五六十年的「泛政治化」、「唯政治化」和「空頭政治」，呼喚中國「重視文化藝術思想和價值」，完全沒有進入法國思想文化藝術的內容。中國可能距法國為世界立下的人文理想、路向、座標和標準，還不知、不願知有多遠。中國不明白法國的崛起，連問題也不大能進入，正是中國崛起的問題，也是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世界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師承蘇俄，蘇俄師承馬恩列史太林和法國大革命。九國崛起，《大國崛起》對法國的一集卻最粗淺單薄，內容和解說都流於表象，連企圖進入其中心要害層面也缺，對德俄的幾集最「應」，但也是片面單向，按本身預設的觀點和需要選用，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有試圖進入英日美的中心要害層面，也觀照其正反面，但也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大國崛起》最得心應手的，是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由局部農牧漁業走向全球商業化的經験。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的轉型。幾千年農牧漁社會打破宗教和封建體制的束縛，核心精英發明和學習科學技術和知識，集中權力和大眾力量，一起邁向全球商業化。這合乎中國現階段以傳統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主導「唯經濟」的運作需要，「重商利商」反千百年國情，中央統攝統籌則秉承千百年國情。英國的崛起，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先行，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並駕齊驅，新舊勢力的漸變和法治同步。法德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不同程度和速度的工業化，俄美和日本的崛起，是歐洲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模式移植到北美和東方的翻版。九國崛起，隱約可見一條「由農牧漁社會向全球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轉型」的線路圖。
由農牧社會到商貿社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是一個靜態、單元的封閑的本體性和秩序，向動態、多元、開放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過渡，然後再重組成一個新秩序。這是涉及每個人靈魂深處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過渡、轉型和改造的「解重構」（De-reconstrcution）。它是各種因素和力量互為因果，各種因素和力量之間是一種脈衝式網絡關係，夾雜可知和不可知、偶然和自然、正常和反常。這是五百年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
中國經二三十年跟隨西方的座標和軌跡，《大國崛起》很可能意味著中國開始自覺進入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崛起大勢已成，崛起難、不崛起更難。中國的崛起客觀上就是向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挺進，但中國對五百年來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二百年並未其要義旨趣，不斷在重要關頭以不同的方式、言辭和理論排斥和否定，不願付出代價，總想「多存其美」。東方常以本身的化思想和世界觀，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潮曲為「庸俗理性主義」（Vulgar Rationslism），以「庸俗理性主義」把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用「分割因素之間的簡單直線因果關係（Discreet Linear Causality）」機械化和神化。中國二百年來各種精英和大眾在思想和行動上這樣子反反覆覆，幾起幾落。
所謂「崛起」，就是舊秩序的結構、意義與美感和運作規律，自願和不自願分解、重新組合和「解重構」，統一和推進，冒險犯難，上到自己和別人歷史上未上的高度，為人類締造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知識和價值。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幾千年農牧漁社會和秩序的第一階段「解重構」。法國是葡西荷之後第一個告別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秩序的國家，在英國之前崛起。法國十七世紀的崛起，靠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力量和方式。英國的啟蒙運動（尤其是蘇格蘭）和宗教（新教）合作，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宗教（天主教）分歧對立。「太陽神」路易十四登基七十五年，以皇權鎮壓傳統社會內部的貴族階層、教會和羅馬教廷。他靠「前工業」社會的體制軍事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想和人文力量，中央集權，「朕即國家」，帶領法國以軍事、思想和人文力量，以至語言、藝術、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稱霸歐洲以至全世界。路易十四的盛世，可以說是歐陸農業社會內部傳統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最後一抹餘暉。
德國十九世紀一邊統一、一邊趕超式崛起。日耳曼統一在以新皇權為首的「民族國家」之下，進行以科學知識和工業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建設。「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皇廷、封建貴族和新興資本家三方「神聖聯盟」，鎮壓左翼和基層，但也採物質利益和社會服務政策，穩定社會民心，團結全民。
德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政府認為如果照搬英國亞當•史密的自由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英國己佔機和「創制者」的特權和優勢，德國祇能永遠跟在英國後面，不能超前，所以力主「要走自己的路」，鼓吹「國家干預主義」（State Interventionism），以「超法超英」為目標和建國口號。哲學思想、文化藝術和政治軍事由理論到實際形成「國家共識」，參與「神聖聯盟」的核心組成部份。全國同心同德，協力拼摶，十九世紀末五十年間完成工業化，經濟和軍事、社會和軍事建設、思想文心藝術互相奧援，一起騰飛。德國以極高速度，由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進行「工業化」，新舊社會的體制和社會結構、軍事、思想、藝術和人文力量，相對而言可以說是無縫互融和平稳過渡。
由法國到德國的崛起，是歐陸新興「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法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矛盾的爆炸式崛起，德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結合工業社會（機械）理性主義的爆炸式崛起。法國的爆炸在法國大革命，德國的爆炸在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崛起，是東方傳統社會體制內部權力轉移後成功後，學西方「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也和法國到德國一樣爆炸式崛起。日本是「美學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的爆炸。日本的爆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島國天災頻仍，民族高度同質和純種，不像英國島國那麼多元化。日本也不像英國那麼和歐洲大陸各國政經文化和軍事頻仍多元對等和多向交流互動。日本是「美學終極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英國是「理性相對主義」（Rational Relativism），德國是「理性終極絕對主義」（Rational Absolutism）。日本初期學要英國，在高運轉的國際軍政經「運動遊藝戲」中，剎那生死，緩不濟急，後來轉學德國。
漢唐宋明之間千多年，日本幾乎單向學中國大陸文化。封建政體、社會分層和家庭組織、軍事、哲學和宗教、思想和人文，以至語言、書法和圍棋、表演藝術、城市規劃和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日本都大量取法中國，有些是徹底改造和變奏，青出於藍；有些是極力抄襲和模仿，原真保存。現在全世界在生活中保存漢唐宋實物和精神最完整或傳真的，可能是日本人。明亡於清後，日本人認為漢唐宋文明在中國大陸亡於滿清的野蠻民族，幸而存於日本。當滿清拒西方列強叩門和侵略時，日本沒有中國衰老文化的虛妄和愚昧的自大，而是審時度勢，認清時代的潮流和事物的客觀性，幾乎是對西方倒履相迎，要吸收新的先進文明，自己可以「脫亞入歐」，又可以「拯救」中國（後來是全東亞黃種人）。
明治維新時，日本部份貴族成功擁護天皇重新掌權，和德國一様，「新的權力中心和結構」和「新的國家議和文明課題」聯成一線，互為奥援。日本和法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皇權重新中央集權，以「脫亞入歐」為新的國家議程，配合新的權力體制，全民學外來的「開化」。日本又和德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集體主義力量和「國家干預主義」搞工業化、軍事、科科、經濟、教育、思想和文化。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
日本學西學時講「開化」，意味自己承認之前和美比較，一直是「未開化」，仍是野蠻民族，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不太像是人」、「仍不是（十足的）人」。中國二百年，到今天不論那派也沒有講「開化」，最極端也祇講「全盤西化」，現在講的「開放」，是相對於「封閉」而言，是觀念、知識和技術（初時還未擴大到價值和意義）層面的事，不涉本體生和主體性，沒有像日本的「開化」那樣把自己擺在西方位階之下。比者中國，日本較為服膺外來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面子和尊嚴有考慮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的因素，虛心和認真學西方的「已知的未知知識」（known unknowns），以幾十年的時間迅速自我改造成「洋體和魂」，稱霸亞洲，稱雄世界。日本是亞洲農業社會現化路上，內部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第一抹輝煌。
德國和日本都是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內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過程中，在生死存亡的威脅，在內外因素壓力下，在技術上選擇性局部採用新興「民族國家」和「初期工業化社會」的力量，為「前工業社會」集體主義主體性服務，一下子合民同心同德，一起無私投入「庸俗理性主義」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趕超運動，以「落後」為進步的空間空，一下子補過去失的時間，玩盡達爾文主義的「運動遊藝戲」（game-play），按「機械工業化社會」的標準極速取得成功，打破無數規律，締造曠世奇跡。
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以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在歷史中迅速崛起，也在法國大革命後迅速崩潰下挫。德日比較曲折複雜，把集體主義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轉化為一股能量、意義和符號，在歷史中爆炸式崛起，崩潰下挫比躋身前列更迅速。
如果說英國是第一個真正意義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國家，法國則是第一個提出「現代和現代性」的理想、價值觀和標準的國家。今天，法國二三百年前凝聚和提煉的人文價值系統，仍然是人類社會的普世主流。由笛卡皃到伏爾泰到羅梭，由路易十四到拿破倫，法國帶頭反愚昧主義，宣揚和落實人本主義，為人類文明的路向定立座標和標準，為人類創造了Crime Agaisnt Humanity這概念和名詞。人類二百年似乎正是以各種方式實踐法國的人文理想。
《大國崛起》詳列法國「先賢祠」多少人是思想家、藝術家、政治家、軍事家….但祇是要突出「法國重視文化藝術」，用來反中國五六十年的「泛政治化」、「唯政治化」和「空頭政治」，呼喚中國「重視文化藝術思想和價值」，完全沒有進入法國思想文化藝術的內容。中國可能距法國為世界立下的人文理想、路向、座標和標準，還不知、不願知有多遠。中國不明白法國的崛起，連問題也不大能進入，正是中國崛起的問題，也是中國和世界的問題、世界二十一世紀的問題。
中國共產黨師承蘇俄，蘇俄師承馬恩列史太林和法國大革命。九國崛起，《大國崛起》對法國的一集卻最粗淺單薄，內容和解說都流於表象，連企圖進入其中心要害層面也缺，對德俄的幾集最「應」，但也是片面單向，按本身預設的觀點和需要選用，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有試圖進入英日美的中心要害層面，也觀照其正反面，但也未能全面出入其中心要害。《大國崛起》最得心應手的，是談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由局部農牧漁業走向全球商業化的經験。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的轉型。幾千年農牧漁社會打破宗教和封建體制的束縛，核心精英發明和學習科學技術和知識，集中權力和大眾力量，一起邁向全球商業化。這合乎中國現階段以傳統集體主義和權威主義主導「唯經濟」的運作需要，「重商利商」反千百年國情，中央統攝統籌則秉承千百年國情。英國的崛起，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先行，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並駕齊驅，新舊勢力的漸變和法治同步。法德的崛起，是「前工業」社會不同程度和速度的工業化，俄美和日本的崛起，是歐洲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社會模式移植到北美和東方的翻版。九國崛起，隱約可見一條「由農牧漁社會向全球科學化、商業化和工業化轉型」的線路圖。
由農牧社會到商貿社社會，再到工業社會，是一個靜態、單元的封閑的本體性和秩序，向動態、多元、開放的個體主義和自由主義的過渡，然後再重組成一個新秩序。這是涉及每個人靈魂深處的社會、文化和歷史過渡、轉型和改造的「解重構」（De-reconstrcution）。它是各種因素和力量互為因果，各種因素和力量之間是一種脈衝式網絡關係，夾雜可知和不可知、偶然和自然、正常和反常。這是五百年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
中國經二三十年跟隨西方的座標和軌跡，《大國崛起》很可能意味著中國開始自覺進入這個歷史階段。中國崛起大勢已成，崛起難、不崛起更難。中國的崛起客觀上就是向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挺進，但中國對五百年來的「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二百年並未其要義旨趣，不斷在重要關頭以不同的方式、言辭和理論排斥和否定，不願付出代價，總想「多存其美」。東方常以本身的化思想和世界觀，把啟蒙運動以來的思潮曲為「庸俗理性主義」（Vulgar Rationslism），以「庸俗理性主義」把這個「人文險灘」和「歷史荒野」的「解重構」用「分割因素之間的簡單直線因果關係（Discreet Linear Causality）」機械化和神化。中國二百年來各種精英和大眾在思想和行動上這樣子反反覆覆，幾起幾落。
所謂「崛起」，就是舊秩序的結構、意義與美感和運作規律，自願和不自願分解、重新組合和「解重構」，統一和推進，冒險犯難，上到自己和別人歷史上未上的高度，為人類締造的社會和文化形態、知識和價值。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崛起，是幾千年農牧漁社會和秩序的第一階段「解重構」。法國是葡西荷之後第一個告別歐洲中世紀政教合一秩序的國家，在英國之前崛起。法國十七世紀的崛起，靠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力量和方式。英國的啟蒙運動（尤其是蘇格蘭）和宗教（新教）合作，法國的啟蒙運動和宗教（天主教）分歧對立。「太陽神」路易十四登基七十五年，以皇權鎮壓傳統社會內部的貴族階層、教會和羅馬教廷。他靠「前工業」社會的體制軍事和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思想和人文力量，中央集權，「朕即國家」，帶領法國以軍事、思想和人文力量，以至語言、藝術、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稱霸歐洲以至全世界。路易十四的盛世，可以說是歐陸農業社會內部傳統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最後一抹餘暉。
德國十九世紀一邊統一、一邊趕超式崛起。日耳曼統一在以新皇權為首的「民族國家」之下，進行以科學知識和工業化為中心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建設。「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皇廷、封建貴族和新興資本家三方「神聖聯盟」，鎮壓左翼和基層，但也採物質利益和社會服務政策，穩定社會民心，團結全民。
德國的思想家、經濟學家和政府認為如果照搬英國亞當•史密的自由經濟和國際貿易理論，英國己佔機和「創制者」的特權和優勢，德國祇能永遠跟在英國後面，不能超前，所以力主「要走自己的路」，鼓吹「國家干預主義」（State Interventionism），以「超法超英」為目標和建國口號。哲學思想、文化藝術和政治軍事由理論到實際形成「國家共識」，參與「神聖聯盟」的核心組成部份。全國同心同德，協力拼摶，十九世紀末五十年間完成工業化，經濟和軍事、社會和軍事建設、思想文心藝術互相奧援，一起騰飛。德國以極高速度，由傳統農業封建社會的進行「工業化」，新舊社會的體制和社會結構、軍事、思想、藝術和人文力量，相對而言可以說是無縫互融和平稳過渡。
由法國到德國的崛起，是歐陸新興「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法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和理性主義矛盾的爆炸式崛起，德國是傳統社會內部封建主義結合工業社會（機械）理性主義的爆炸式崛起。法國的爆炸在法國大革命，德國的爆炸在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的崛起，是東方傳統社會體制內部權力轉移後成功後，學西方「民族國家」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也和法國到德國一樣爆炸式崛起。日本是「美學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的爆炸。日本的爆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島國天災頻仍，民族高度同質和純種，不像英國島國那麼多元化。日本也不像英國那麼和歐洲大陸各國政經文化和軍事頻仍多元對等和多向交流互動。日本是「美學終極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英國是「理性相對主義」（Rational Relativism），德國是「理性終極絕對主義」（Rational Absolutism）。日本初期學要英國，在高運轉的國際軍政經「運動遊藝戲」中，剎那生死，緩不濟急，後來轉學德國。
漢唐宋明之間千多年，日本幾乎單向學中國大陸文化。封建政體、社會分層和家庭組織、軍事、哲學和宗教、思想和人文，以至語言、書法和圍棋、表演藝術、城市規劃和建築、美食和衣飾儀禮，日本都大量取法中國，有些是徹底改造和變奏，青出於藍；有些是極力抄襲和模仿，原真保存。現在全世界在生活中保存漢唐宋實物和精神最完整或傳真的，可能是日本人。明亡於清後，日本人認為漢唐宋文明在中國大陸亡於滿清的野蠻民族，幸而存於日本。當滿清拒西方列強叩門和侵略時，日本沒有中國衰老文化的虛妄和愚昧的自大，而是審時度勢，認清時代的潮流和事物的客觀性，幾乎是對西方倒履相迎，要吸收新的先進文明，自己可以「脫亞入歐」，又可以「拯救」中國（後來是全東亞黃種人）。
明治維新時，日本部份貴族成功擁護天皇重新掌權，和德國一様，「新的權力中心和結構」和「新的國家議和文明課題」聯成一線，互為奥援。日本和法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皇權重新中央集權，以「脫亞入歐」為新的國家議程，配合新的權力體制，全民學外來的「開化」。日本又和德國一樣，以傳統社會的集體主義力量和「國家干預主義」搞工業化、軍事、科科、經濟、教育、思想和文化。新的權力結構和國體，和新的歷史議程和實務互相配合和支援，形成不可逆轉或阻擋的良性循環，崛起難、不崛起更難。
日本學西學時講「開化」，意味自己承認之前和美比較，一直是「未開化」，仍是野蠻民族，在達爾文的進化論中「不太像是人」、「仍不是（十足的）人」。中國二百年，到今天不論那派也沒有講「開化」，最極端也祇講「全盤西化」，現在講的「開放」，是相對於「封閉」而言，是觀念、知識和技術（初時還未擴大到價值和意義）層面的事，不涉本體生和主體性，沒有像日本的「開化」那樣把自己擺在西方位階之下。比者中國，日本較為服膺外來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面子和尊嚴有考慮客觀先進性和世界潮流的因素，虛心和認真學西方的「已知的未知知識」（known unknowns），以幾十年的時間迅速自我改造成「洋體和魂」，稱霸亞洲，稱雄世界。日本是亞洲農業社會現化路上，內部精英層「矛盾統一」後的第一抹輝煌。
德國和日本都是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內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過程中，在生死存亡的威脅，在內外因素壓力下，在技術上選擇性局部採用新興「民族國家」和「初期工業化社會」的力量，為「前工業社會」集體主義主體性服務，一下子合民同心同德，一起無私投入「庸俗理性主義」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趕超運動，以「落後」為進步的空間空，一下子補過去失的時間，玩盡達爾文主義的「運動遊藝戲」（game-play），按「機械工業化社會」的標準極速取得成功，打破無數規律，締造曠世奇跡。
法國在路易十四時，以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在歷史中迅速崛起，也在法國大革命後迅速崩潰下挫。德日比較曲折複雜，把集體主義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轉化為一股能量、意義和符號，在歷史中爆炸式崛起，崩潰下挫比躋身前列更迅速。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英國因素：中國崛起看香港崛起 — 七之四
英國因素：中國崛起看香港崛起
一二百年來，英國走在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前面，「摸著石頭過河」，其他社會、國家民族和文化因而有了現成的參照模式和正反經驗，可以看到、拿到和學習，還有座標方向和路線圖，可以觀照。歷史卻是，各國、民族和文化學不學、怎樣學、學成怎樣，各各不同，大異其趣。
如果肯學外來異質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內外新舊的DNA接駁時的風險不可避免，如果不學外來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拒絕面對，或要自創一套，內外新舊的DNA接駁時風險倍增。中國天朝自居，百年拒絕面對蠻夷的現代命題和課題，幾乎亡國亡族。德國的百年崛起，刻意反英國之道而行，從哲學、藝術、文學、科學、政治、經濟、文化思想每層面，「走自己的路」，帶領世界，打了兩次世界大戰才回到人類共通的現代正軌。中國這二十多年開放改革的奇跡，是幾百年來中西方牧漁社會的初級工業化的經驗，給中國學，中國學到家。中國經二百年後才肯學，才有條件學，才學得到一些。
日本幾乎是一個明治維新，就大致上處理好內外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歷程，自我改造和在現代世界重新定位。其實，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歷盡中國所有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驚險萬狀，隅然和必然因素交叉，但跌跌撞撞總算上到西方的軌道，參加五百年來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弱肉強食」遊戲。日本對現代化和現代性這個謬誤理解和觀念，造成後來內內外外的彌天大禍，今天仍未像德國那樣從根本上處理好（也不知要怎樣才能「處理好」）。
中國二百年，似乎還未像日本校準座標和方向，上正軌，處理好內外文化互動互變、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問題。誰也不知，中國和世界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理解和觀念上的出入和差距有多大，是什麼性質，會產生什麼後果，可不可以轉化，內內外外各方應怎樣努力轉化。這可能是中國和世界二十一世紀最關鍵、卻又最游離不羈的共同課題。
西方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內部自生的，東方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外來強加的。兩種現代化和現代性各有易處和難處，各有風險和盲點。現代化和現代性就如新的DNA，不同的社會、國家民族和文化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就如引入新的DNA入體內，新舊的DNA接駁時高風險。英國首創把現代社會由「虛」變「實」，「現代社會」有形有狀，有內外結構和內容，新舊DNA的接駁，付出無數慘烈的代價。
不論中西，減低崛起時內外新舊的DNA接駁時的風險，不二法門是對歷史、現實和現象的文化自覺意識。五百年來的大國崛起，英國有最強、最有系統性的文化自覺意識。歐陸法國和德國文化、藝術和哲學沉迷於終極、絕對和原生的本體性（Ontology），連人本主義（Humanism）也「本體化」，要上升到本體性的單一絕對、終極和完整、永恆。英國文化不如歐陸沉迷於終極、絕對和原生的本體性。英國哲學文化、政經文化和社會文化，游走於宗教和人本主義之間，高度自覺宗教和人本主義的局限，首重保障個人的相對實體性（Entity）和自由，不走極端到本體性的絕對性。英國文化、藝術和哲學以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科學精神、經驗主義（Empiricism）、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和懷疑主義（Skepticism）為基礎，形成高度文化自覺意識系統的「現代」座標和標準。
英國這種「非本體性」的人本主義現代座標、標準和體制，體現於憲政主權、權力政治、管治和管理，遍佈經濟、法治和社會各層面，形成一個實務實利的多體制配套「自由秩序體制」，有具體事務性的「實質內容」，也有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更有思想和藝術、身份認同的文化內容。「自由秩序體制」來自科學革命、知識和精英在邊綠和中央之間的多向對流、橫向擴張和垂直提升、縱橫交錯的吸納、轉化和壯大，也促進科學革命、知識和精英這些流動、縱橫交錯的吸納、轉化和壯大。《大國崛起》不斷突出大英帝國得助於邊緣的蘇格蘭。十八、十九世紀英國內部分裂和權力鬥爭不斷，邊緣的蘇格蘭的「新教啟蒙運動」，在知識、思想和殖民地擴張上，產生了很多人物（例如亞當˙史密和休謨），貢獻中央和總體，同期的法國的「反羅馬天主教啟蒙運動」，卻各走極端。
德國和法國，以至葡萄牙和西班牙，以不同方式沉溺於歐陸的本體性，以本體性作為主體性和身份認同，以之體現人的存在的終極、絕對意義和意識，並且貫徹到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社會和文化上，全體一起走向單元單向的極端。英國視人的日常的政治和經濟、社會和文化為一場場「人造遊戲」，求的是功利主義的快樂和利益，不求人的存在的終極、絕對意義和意識。英式足球和各種運動，以至莎士比亞的戲劇，和政治及法律代的對壘一樣，都是人在玩人自己創設的「遊戲」，那是人造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不是什麼絕對神聖、全知全能，可以單一核心全方位主宰、支配和統攝一切。英國人社會和文化中，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可以分割成多種遊戲，多頭齊進，不相統屬。《大國崛起》的旁述，對英國國會一方面把英皇問吊，一方面繼續通過商貿法案，驚訝不已。
遊戲和運動是一種以最公正的方式創造最不公平的現實。參與者在公正的遊戲規則下，共同進入客觀狀態，和客觀規律捕搏鬥，定高下優劣，產生人和人之間最可信、人人接受的不公平。英國教育，課室、圖書館和運動場同樣重要，而又一脈相通。英國創設的「現代自由秩序體制」，包括憲政、政治和法治，以至經濟、社會和文化，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分割和轉化成多種的人造「遊藝運動戲」（game-play）。現在全球政經商貿、工程和金融的運作體系，很大程度上是英式「遊藝運動戲」的濫觴，由英人二三百年定框架、規格和標準。
英式的「遊藝運動戲」，以個人為實體、維護個體自由自主、把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分割成多種人造遊戲，多頭齊進，每種遊戲公正讓體自由競爭，人人在遊覽車之下，自動服膺遊戲規則，嚴守體育精神，每人認真投入，在競相介定真實和現實、情理和義理之上較高下，形成「擢優用才制」（Meritocracy），促進各國、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
「自由新秩序」的「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不單是有型的硬件和制度，也是一種文化意識和自覺知識。九國之中，英國的崛起最久最大，靠的是貫徹到體制和制機上這種文化自覺意識系統。英國的崛起、維持和沒落，處理上都見這些貫徹到體制和制機上這種文化自覺意識系統，由本土傳到海外殖民地，傳播現代化和現代性，成為全球運作系統、體制和機制的最主要組成部份。在社會哲學層次，是個體主體和自由主義；在文化哲學層次，是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兩層面合成商業誠信、公平競爭、法治精神、科學精神。
英式「自由新秩序」的「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國家、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進而促使產業的提升和政經轉型，由農牧、航海商貿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到金融。不但內部的邊緣和中央對流，外部也是英國本土和殖民地對流和轉化，處理殖民地內部及倫敦與殖民地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選擇性援引英國本土經驗，處理殖民地內部及倫敦與殖民地之間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選擇性援引英國本土經驗，不像法德日走殖民地本體性同化的極端，祇求「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的一致，較有方法以最恰當、適切的優化手法（Optimization）處理，壞事變好事，化被動為主動。
英國殖民地就地取才，內外如海棉汲納和功能性同化，帝國主義國力反覆向上，在世界範圍內主導玩「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各地國家、民族和文化的活力，保障社會流動，進而促使產業的提升和政經轉型，由農牧、航海商貿到工業化和城市化、到金融。英國的沒落，也是英國的擴張。大英帝國沒落約百年，英國率先創製的體制、文化和語言繼續自行通行全世界。資訊科技時代印度的可能崛起，離不開「印度英文」和「西敏寺式議會民主」的因素。今天全球的通訊、溝通和運作系統，仍有不少是英國的框架和設計、規格和標準。
香港百多年在一個固定、自成一體的司法管轄區裡，學英國三四百年由農牧漁、商貿而工業化和金融化的政經轉型和社會及文化變遷，社會結構改造。英國首創的、引入香港應用性的「自由新秩序」、「遊藝運動戲」和「擢優用才制」，促進社會活力，保障社會流動，轉化大量中國難民和移民，由內至外，由邊緣至中央，吸納和壯大。
香港百年在化外邊緣，一如葡萄牙；香港的重商唯利一如荷蘭；香港的移民雜會苟合，一如美國；香港的（類）現代行政、法治、管治和管理一如英國。經歷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層次矛盾和問題」，處理好，發展出自己結合中西的（類）現代化現代性。香港往往借危機為動力，戰後上到世界最前沿，產生中國人的第一個中產階層，英人管治精英和本地新新舊舊、內內外外精英，相對較少消秏式衝突。過去百多年，即使香港不知/不願、中國也不不知/不願，香港仍以其（類）現代化和現性反饋中國。香港不知、無意的少少（類）現代化和現性，在中國可能產生奇跡（例如開放改後國有土地分開擁有權和應用權，由一念之間的決策到配套法規，都是學香港）。
往下，中國崛起看香港。中國從英國（和香港）可以參照的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怎樣改造東方單一單向的文化觀念、權力、學術和媒體，改造中國千年的單一單向的認知、決策和行動體制和社會形態。中國崛起看香港，第一是看中國怎樣對待香港、怎樣管治香港，第二是看香港發展出自己結合中西的（類）現代化現代性，第三是看中國看香港百年怎處理中西文化交流、衝突和融會的「層次矛盾和問題」。
英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創制者 — 七之三
英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創制者
《大國崛起》十二集中，祇有英國、俄蘇和美國有兩集。《大國崛起》說英國是「第一個邁進現代社會的國家」，但沒有講的更重要的一半：「英國是現代社會的『創制者』，現在世界仍通用」。這是幾百年歷史的關鍵主軸之一，有豐富的內容和現實意義。這些內容，既有具體事務性的「實質內容」（substantive contents），也有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Procedural Contensts）。中國往下要崛起，不能不理英這兩種劃時代的內容。
英國崛起相對於其他八國崛起對中國的重要性，不但在於「英國創建的現代體制」，更在於「怎樣創建」現在世界仍通用的現代體制。《大國崛起》，似乎還沒有「吃透」這點。《道德經》的相對論和矛盾辯證法，是典型的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儒家是落實到日常具體事務的人心自覺「實質內容」，家是落實到日常具體事務的外力強制「實質內容」。中國由漢武帝和董仲書的「儒表法裡」到曾國藩（或者加上牟宗三）的「儒表道裡」，再到四九年後的馬列毛和儒法道大混合，中國似乎還不知自己的需要，也不知自己的未知。《大國崛起》祇在具體事務性的「實質內容」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沒有進入現化化和現代性的方法學上的程序內容看「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
九國崛起之前，「現代社會」並不是已存在某處的「秘笏」，有形有狀，可以拿到和學習，可以由各國「邁進」去拿的實物。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一如地理大探險，是文藝復興之後這五百年，歐陸各國和英倫各師各法、在你追我趕中競爭模索出來的。事無大小，任何決策和行動其實都是人進入已知和未知的交界處，冒險犯難，向未知挑戰，資訊和資源永遠不足，沒有完全的已知、沒有完全的未知，任何決策和行動其實都是「新」的決策和行動，沒有先例可援，沒有任何「秘笏」可查考。現代化和現代性社會和文化，是一個開放結論的上下求索，是一個不預知終點的過程，是一個引向未知世界的冒險犯難。人類今天仍在這過程之中。任何一國的崛起，在參照前人時，都是在走一條又新又舊、又舊又新的路。
現代化和現代性、現代社會和文化的分水嶺，是發源於英國的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英國之後，「現代社會」才有穩定和具體的形狀，有內外結構和內容，還有座標方向和路線圖，讓各國「邁進」。《大國崛起》說「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時候，（英國）是世界發展的領頭羊。」
之前千萬年計的歷史的領頭羊，不論中西，仍是農牧漁的社會和文化。以宗教為核心的道德義理和來世永生，仍是西方人的主流和主體意識。英國的科學革命和工業化，帶頭漸漸把個人實體性和世俗利益取代以宗教為核心的道德義理和來世永生利益，「質變」成為西方人的新主流和主體意識，再以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等光彩和不光彩的手法傳播全世界。世界轉入一個全新的發展階段、形態和軌跡。世界變成另一世界，人變成另一種人。
和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多頭並舉，互為因果，英國人創造了「現代社會」的「自由新秩序」體制，包括工商貿易體制和誠信文化、法治體制、君主立憲、代議政制、競爭遊戲和教育體制、社會流動、城市管理和管治。今天，這些互為依傍、有機相連的「多層面體制」（Multi-institution）和制機，成為全球共通的運作模式的主體組成部份。英國最可能是世界現代化和現代性最主要的單一來源。
《大國崛起》問：「究竟是什麼原因，讓這個原本在海洋中安詳飄蕩的小島，孕育了超凡的能量，改變了自己，也影響了世界呢？」英國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一樣，崛起前都是邊綠小國，因內部匱乏，生存需要向內用腦和使膂力，想方設法向外冒險和爭奪。荷蘭的崛起，似乎是英國崛起的前奏。兩國都是航海和貿易崛起，靠的是知識力量和務實精神，不是像葡萄牙和西班牙主要靠農牧漁的宗教精神力量和海盜式軍事力量。英國和荷蘭的崛起，建基於個體自由和世俗利益，靠「愛財之心」和「得之有道」的誠信，配以腦力和自覺意識，孕育出內外吸納和擴展的體制。
英國在荷蘭之後崛起，初期很多政經、社會和文化形態相類似，後來完全不同。第一是英國自從大憲章和光榮革命開始，內部階級矛盾、地域矛盾和文化矛盾有序轉化，中央和邊緣互相吸納和壯大；矛盾消秏，也是發展動力；第二是英國文化重著外在、抽離的客觀事實、客觀規律和客觀體制，但又知其所止、知不足和不能，不絕對化，不求完美完整和走極端，工商貿易體制、法治體制、君主立憲、代議政制和城市管理和管治，各領空間、分工合作，一步步互相調協成為有機牽引的「多層面體制」（Multi-institution）和制機，創造了「現代社會」的「自由新秩序」體制。第三是英國的「工商貿易和科學革命、工業革命和現代城市化並舉」矛盾衝突，也互相奧援，反反覆覆之後由農牧漁社會時代轉入工業社會時代。第四是英國利用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積聚的資源和知識、體制和誠信，由工業社會時代再轉型到金融世界時代，把英國和荷蘭首創的金融政經、社會和文化，推向新軌跡，到今天享用不盡。
英國的社會、文化、哲學和藝術形成的「自由秩序」體制，似乎特別有方法以最恰當、適切的優化手法（Optimization）處理古希臘以來纏繞西方的幾種矛盾，如公與私、自由和意志、個別與整體等，比其他國家、文化和民族更可以把矛盾處理好，盡量從事態的正面得到好處，也從負面中得到好處。「處理好矛盾、從中得益獲利」是英國的一種文化自覺意識。《道德經》五千字大半談矛盾辯證法，都是超越日常務，上到事態最極致的一轉勢、一轉向、一轉念、一轉市，在高精尖處能人所不能。這是系統性的範式轉移（paradigm shift）和地貌起伏（landscape change），也是0與1之間的數位質變（Digital Quality Change）。問題是，人的生活和工作，政治、管治和管理，可能99.999%是同一範式和地貌之內的系統化「量」的重複，《道德經》用不著，勉強可能失誤自殘，毀了一生。
另一方面，《道德經》中高尖精決策位那0.001%一旦失誤，是轉勢、轉向、轉念、轉市時0和1之間的數位顛倒（digital Reverse），可以剎那清除同一範式和地貌之內長期99.99%的「量」的累積。這在金融市場尤其明顯和常見。世界金融市場中，東亞（包括中國和日本）似乎有一種「金融病」，偏向不能正確辨識99.999%和0.001%和正確抉擇，質變和量變倒置，時效失調，節奏錯配。
《道德經》是中國唯一本土宗教的經典，但怎樣判斷《道德經》的用與不用，中國可能不及英國。《道德經》五千字祇是人直通宇宙洪荒天外天的天人之變，極生活化也極玄妙致遠，但沒有中層次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中國這個中層次的真空，正好是英國的優勢和長處。英國擅長的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客觀上是把《道德經》操作化、機制化和體制化。香港正是中層次的英式政經社會和文化體制和機制，填補在中國社會和文化中千百年的缺口。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小國大勃起的大局限 — 七之二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小國大勃起的大局限
第一集《大國崛起》講葡萄牙和西班牙，旁述說：「西元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大國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座標。大國興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經驗教訓，啓迪著今天，也影響著未來…… 」。
這句話，彷彿明治維新時日本人對西方的態度。十多年前，中國不會這樣講。現在中國以九國崛起作為道路和全球座標，歸西方通用的理論和論述，一反四九年以來的歷史觀、政治觀和哲學觀。即使十多年前，中國仍不會把九國的崛起說成「道路」和「全球座標，有普世意義，留下「經驗教訓、啓迪和影響」。這是《大國崛起》的劃時代意義。它可能代表了中國告別統治中共和中國思想和哲學、政治和外交近百年的「唯物史觀」教條，回歸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論述，全新閱讀和體會西方世界的歷史「遊藝戲」（Game-play），為加入這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遊藝戲」作知識和思想準備。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以蕞爾小國的海盜行為，帶頭探險和掠奪、貿易和征服，貫通中西方，啟動地理大發現和全球一體的交流、衝突和融匯。他們都率先發展出系統化的航海知識體系，不斷自主技術創新。葡萄牙「無中生有」，把數學、天文、海運、自然科學等各科知識結合經濟和政治政策，建立一門新學問，創設世界第一所航海學校。《大國崛起》旁白說「使航海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鄭和七下西洋，船隊比哥倫布大得多，但之後知識中斷，如今連紀錄也蕩然。香港百年奇跡也沒有好好整理出一門「香港學」，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以知識為體系？）
葡萄牙和西班牙還靠軍事（戰艦），以宗教（聖經）和商業利益（香料）為動力，荷蘭則純為商業利益。歐洲各國不跪大清皇帝，祇有荷蘭使節肯下跪。但三國的視野和識見祇及於農牧漁社會的本質和本體性，自己沒有轉型和升級到後來的工業化，當工業化在英國開始四處傳播時，葡西荷排斥工業化，之後沉睡了二三百年。
揭開這五百年全球關係新頁的，是歐陸「邊緣」、化外、弱少、次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它們是史的創新和突破者。古往今來，一個既成世界的現實、現狀和建制之內的創新和突破，絕大多數是不受歡迎的，像哥倫布和麥哲倫初時所受的冷遇是可能最好的待遇。創新和突破多數無意志於創新和突破，祇是勢所迫，或不明不白觸發連串將錯就錯的人事反應，違反既有的系統和秩序、規律和法則、意義和意識，初時必然殘缺零碎，自相矛盾，不值一晒。創新和突破來自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不能自已，有意無意間、自覺不自覺衝擊和悖逆既成現實的理性系統和秩序，不聽安排。創新和突破就「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和「既成現實的理性系統和秩序」的矛盾互動的產品，結果往往是二律背反，偶然因素作用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大國崛起》旁白：「葡西人性格愛冒險」。中國以前的史觀，不會談「性格」和內心世界這麼「唯心」、「小資」。
今天高談創新和突破，絕大多數也不是「理性」的事先計劃和計算。創新和突破往往是「反理性」的。理性一方面是大自然的規律，一方面是社會的法則。社會法則由人和人的關係介定，「存在即合理」，既成的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本身就是一種「理性」。創新和突破是打破「存在即合理」的既成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建立另一種、另一丁點的「存在即合理」的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理性的知識系統和秩序，既是創新和突破所需的條件，也是創新和突破的障礙。
文藝復興之前二千年，人類歷史是農牧漁社會向商業轉型的過程。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是社會和文化的主軸。軍事是人整體豁出去，押下生死，由主觀願望帶動對現實現象的重點突破、一下子震懾和壓制別人，是單向的、分上下級的，勝者對敗者整個人、社會和文化的支配，0與1之間生死予奪。勝負少不了理性知識體系和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brute force），最終可能是未知、偶然和不可知因素起決定性作用。
商業利益是整個人的「身外物」的交換。整個人的生命和生存，有無數層面和階段的利益，生命和生存就是「向度片面化」（dimensionalized）為無數層面和階段的種種利益，生死不是單靠任何一種利益，任何一種的得失不至生死存亡，可捨可獲、可出可納。利益交換不一定公平對等，但總是求外在、片面化的利益控制和擁有，而不是對整個人的控制、擁有和生死予奪。商業利益較為平等、平和和理性，著眼長期的、重複交易。
近幾百年來，經濟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為世界重心，商業利益入侵每個國家、民族、文化、社會、家庭和個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每個範疇和層面，把人「商品化」。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當道時，經濟和商業利益在中西社會都受不同程度的壓抑和排斥。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進入生命和生存的總體性、終極性、絕對性本體性（Ontology），對象是整個人的感應和拯救，由今生通往來世，免除人因「意識」而生的種種「反面意識」，例如對生命的時間局限、對生活和生存處境的惶惑和憔慮。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探索和提供給人生命、生活和生存的終極、全面答案和處理方法，超越「意識」的負面，但它的另一面是整個人的控制和生死予奪。
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各自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一國的崛起的真正考驗，是能不能把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的多種「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提升而成「體制」（Institution），成為各自的「體制知識」，進而把眾多「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統合，聯成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當時沒有向這方向發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都靠新的系統化海洋知識、靠宗教和軍事，但視野祇及於農牧漁社會的本質和本體性。軍事和宗教動力甚而壓倒商業利益，進行屠殺和種族滅絕。葡西這些混雜人性和獸性、宗教和俗世利益的探險和征戰，體現了那階段葡西的本體存在模式和文明形態。《大國崛起》稱之為「中世紀式唐•吉柯德的宗教熱情」。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以小國崛起，帶動歷史，大勃起後的大局限是沒有把多種「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提升而成「體制」，成為多種「體制知識」，進而把眾多「知識體系」統合成一個「多體制（Multi-institution）總體體系和文化生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內部沒有率先發展出（類）現代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生命，沒有留給遍及亞非美的葡西荷殖民地（類）現代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生命。以農牧漁社會的知識和技能攖取和累積的財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自己沒有用之於轉型和升級到後來的工業化，當工業化在英國開始四處傳播時，葡西荷排斥工業化的新生事物和人物，被後起的英法徳取代，葡西要到二三十年前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在斷層突變的動亂中進入現代世界。
荷蘭以技術取勝，以新的劏魚法和非軍化航運法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大國崛起》說是「把自然資源變成獨佔資源」。荷蘭首創資本市場和股東制的商貿體系，以及商業誠信，延用至今，但荷蘭祇是單一商業利益的「知識體系」和「應用體系」，沒有配套。當今之世，可能祇有英國和美國具這種綜合性「總體知識體系」（Single Multi-institution System）。香港百年拿來主義，有配套的「知識體系」和「知識體制」，多重「知識體系」和「知識體制」聯成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但祇是「應用體系」，沒有文化內涵和靈魂，回歸後因而失靈、失向失控。
歷史的階段性大起大落，是後人「後見之明」的論述和評說。事發時的當下一刻，人面對的是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像沙士（SARS）初期，誰也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叫什麼，是什麼一回事，事態會樣發展。英人由多種「知識體系」和「體制知識」發展出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是面對無數「未知的未知」的百年摸索，不是有天書般的操作手冊照跟，成敗難料。事態的發展往往是正負因素之間的二律背反。文明的比拼，似在比拼誰更能感應和馴服游動不羈、無由無方的未知和不確定性。形勢越來越雜，但決策仍0和1之間的簡單。知識是助力，也是障礙，歷史好像偏愛開玩笑。《大國崛起》不斷強調這點。
哥倫布去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的探險計劃，先向葡萄牙皇室提出，但因葡萄牙的航海技術最高超，準確計算出哥倫布吹牛，不可能如期抵達，拒絕贊助。西班牙因為航海技術不及葡萄牙，錯誤相信哥倫布可以如期抵達，衣莎貝爾女皇贊助他。歷史證明葡萄牙對，但因對而釀大錯。哥倫布迷途，久久到不了印度和中國，卻發現美洲。西班牙因知識不足而創造歷史，葡萄牙因知識豐富、先進而從此滯後於歷史。
這是佛家所說的「知障」，既有建制和成熟的組織機構和國族文明，都必囿於成，以我為主介定世界，以自我中心的「現有」一切為一切的「現實」。世界由我介定，我自然有先見之明，可以先知先覺、制在機先，主宰事態和人事；卻是久久「後見不明」、「後不知、後不覺」。
《大國崛起》對中國、世界和香港的意義 — 七之一
《大國崛起》對中國、世界和香港的意義
《大國崛起》是中國經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後，致力由唯經濟和純經濟擴展到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社會、文化和哲學層面。中國無聲中轉換了四九年後五十多年奉為圭臬的正統認識和論述座標，整體的思想和這二十多年的內內外外新思潮和新現實，比較一致和兼容。經二十多年的追趕，中國可能具備了一些參與現代「大國運動戲」（Game-play）的條件。經二百年的反覆跌跌撞撞和大起大落，中國可能正非正式把參與「大國運動戲」提上議程。中國從此不同，世界從此不再一樣。
《大國崛起》虛心學東西方九個「歷史的先行者」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冷靜務實警愓怎樣因大和強而內腐和崩潰，終而被時代淘汰。這是中國人貫通滿清到孫中山和毛澤東的百年民族夢和強國夢，但方法和路向不同。洪秀全、洪仁玕和孫中山信奉西洋基督教，學資本主義民主和自由，但或因本身缺憾和不足，或因沒有充足的客觀條件和歷史機會，尚未成功，但他們的座標、標準和軌跡，已立下典範。
四九年後三十多年，毛澤東要「超越」孫中山思想，以馬恩列史為師，將西方共產主義和中國故有上上下下各階層的傳統文化結合，由辯證法和唯秘史觀哲學、政治思想主導，以集體主義組織驅動全民投入連番社會運動、靈感和人格人性改造，以及世界革命，要在有生之年畢其功於一役，永保江山萬年紅。四九年前後的四五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中國人的經濟觀和政治觀、歷史觀和社會觀、文化觀和哲學觀，都是馬恩列史的經濟決定論、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中國「六億神州盡舜堯」，一起奔社會主義大同世界，全盤否定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要無私奉獻、絕不利己，為全人類帶來全新社會、全新世界，把歷推向新高峰。內內外外的政治運動和世界革命，是集中西方理想主義和極權專制之大成，以西方最先鋒的「超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小農亞細亞模式現實中的粗糙粗暴實施，近乎以人代神，唯心、主觀、單向片面機械。
七八十年代之交，鄧小平反毛澤東之道而行，局部回歸孫中山的大國夢議程。中國開始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上轉換了認識和論述的座標，由「超史太林式」的計劃經濟轉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都是被迫救亡式的技巧轉移，內部拉拉扯扯，摸著石頭過河，分段操作。在「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實用主義天條之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社會、文化和哲學被打入冷宮。開放改革前十多年，新調被禁、舊調重彈，鄧小平擱置「姓社」和「姓質」爭議，後十多年新調仍被禁、舊調仍重彈，但鬆得多，私下可以談，大眾媒介不可以，但新調舊調上上下下無人理會。開放改革前十多年是思想真空，知者不少，後十多年是思想真空無人理會。
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大國崛起》有意無意間是中國由上而下，若無其事拋開（年老）馬恩列史的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座標，一是改採世界較通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史觀，接近「年青馬克思」，一是加改採民族主義，全面回歸中國千百年傳統，偏離「年青馬克思」。二十一世紀，中國對西方（以至全世界）的認識和論述，以至行為和行動，大槪會以這兩個思想為座標，也以它們為價值和動力，參與世界歷史的「大國運動戲」。「崛起」可能是中國的另一種「硬道理」，「壓倒一切」，主導內政外交和國運。
《大國崛起》比四九年後較中肯和持平學東西方各個「歷史的先行者」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公私機構和企業各級人員看《大國崛起》，可以在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經營、管治和管理層面，看個人和群體（國家、民族、文化和家庭、企業、個人）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又怎樣因大和強而內腐和崩潰，終而被時代淘汰。
這些主要都是「工具理性」，公私機構和企業的各級個人和群體，除了「工具理性」之外，還有「價值理性」。就一個國家、民族、文化而言，大國的崛起並不祇是「工具理性」的問題。《大國崛起》側重的，主要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硬實力」，例如知識和科學在經濟、軍事、政治和外交、工商百業、政治和管治、社會民生的具體體現。這些都是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大國崛起》沒有進入東西方五百年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層面和內核。
《大國崛起》的歷史觀以「大國」（民族國家）為單位和重心，以「崛起」為主線和主軸，縱橫審視和追尋「世界霸權」的崛起經驗、法則和模式。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社會和文化思潮，《大國崛起》祇有零敲碎打旁及，常是祇見樹木不見森林。
十八、十九世紀，「民族國家」作為絕對、天然和神聖的群族組織和主權單位，取代皇權和神權體制，成為政治和經濟、社會文化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符號。這個世界潮流在二十世紀迅速大幅消退。「民族國家」肯定在長久的將來仍是人類最主要的群體單位和重心，但正如余英時所言，現在的世界，很多已超越國家民族的界線。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人和人、群族和群族很多新關係已打破十八、十九世紀概念的「民族國家」的絕對性和統攝性。德國人似乎對此特別敏銳。哈巴瑪斯（Habermas）稱之為「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lsiams）。中國如果仍以十八、十九世紀的世界觀，通往千年「文化國族」觀念，可能又落後於歷史。
香港的百多年歷史，運用西方大國的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餘緒，沒有進入內核，但學到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層面，善加應用，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經營、管治和管理上，創出東方和世界奇跡。香港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管治和管理的技術性易見，談香港多數談這些，絕少談香港應用（談不上「傳承」）的西方五百年的歷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內核。
香港應用的「西方五百年的歷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內核」的「軟實力」，百多年來一直是港英管治班子獨佔，沒有傳多少給港人。六七十年代，香港一小撮戰後新生代的「意識族群」擺脫國共兩黨的組織和政治分歧對立，認同廣義的自由派，以非左非右的進路，進入西方五百年的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層面，形成「自由派」，後來大部份轉化為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之後，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反對派二三十年來獨佔香港的「軟實力」。
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認識和論述，以至行為和行動，改採世界較通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史觀和民族主義，參與世界的「大國運動戲」，內政外交都面對的問題，必然不少是香港在百年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所經歷的。這是香港身處百年中西的「歷史孽綠」對中國的大資產，但由滿清到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總以中原天朝的傳統「軟實力」看香港，祇看到香港百多年學到的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層面，看不到香港百多年長久居於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座標、標準和軌跡的意義。香港自己也看不到。
就內部作而言，香港現在生活和工作中出問題，總可見「軟實力」和「軟問題」的蹤跡。香港這十年跌跌撞撞，祇能從事件中學習（learning by events），沒有從知識中學習（Learning by learning），而且「從事件中學習（learning by events）」也極緩慢遲鈍。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才知、承認、面對積壓了六年的問題。
中國通過《大國崛起》重新認識世界和中國自己，《大國崛起》對中國崛起意義重大。《大國崛起》對中國重新認識香港、香港重新認識香港，意義也大（如非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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