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小國大勃起的大局限
第一集《大國崛起》講葡萄牙和西班牙，旁述說：「西元1500年前後的地理大發現，拉開了不同國家相互對話和相互競爭的歷史大幕，由此，大國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座標。大國興衰更替的故事，留下了各具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經驗教訓，啓迪著今天，也影響著未來…… 」。
這句話，彷彿明治維新時日本人對西方的態度。十多年前，中國不會這樣講。現在中國以九國崛起作為道路和全球座標，歸西方通用的理論和論述，一反四九年以來的歷史觀、政治觀和哲學觀。即使十多年前，中國仍不會把九國的崛起說成「道路」和「全球座標，有普世意義，留下「經驗教訓、啓迪和影響」。這是《大國崛起》的劃時代意義。它可能代表了中國告別統治中共和中國思想和哲學、政治和外交近百年的「唯物史觀」教條，回歸西方資本主義世界的歷史論述，全新閱讀和體會西方世界的歷史「遊藝戲」（Game-play），為加入這二十一世紀的「大國遊藝戲」作知識和思想準備。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以蕞爾小國的海盜行為，帶頭探險和掠奪、貿易和征服，貫通中西方，啟動地理大發現和全球一體的交流、衝突和融匯。他們都率先發展出系統化的航海知識體系，不斷自主技術創新。葡萄牙「無中生有」，把數學、天文、海運、自然科學等各科知識結合經濟和政治政策，建立一門新學問，創設世界第一所航海學校。《大國崛起》旁白說「使航海成為一門真正意義上的科學」。（鄭和七下西洋，船隊比哥倫布大得多，但之後知識中斷，如今連紀錄也蕩然。香港百年奇跡也沒有好好整理出一門「香港學」，什麼時候中國人才能以知識為體系？）
葡萄牙和西班牙還靠軍事（戰艦），以宗教（聖經）和商業利益（香料）為動力，荷蘭則純為商業利益。歐洲各國不跪大清皇帝，祇有荷蘭使節肯下跪。但三國的視野和識見祇及於農牧漁社會的本質和本體性，自己沒有轉型和升級到後來的工業化，當工業化在英國開始四處傳播時，葡西荷排斥工業化，之後沉睡了二三百年。
揭開這五百年全球關係新頁的，是歐陸「邊緣」、化外、弱少、次級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它們是史的創新和突破者。古往今來，一個既成世界的現實、現狀和建制之內的創新和突破，絕大多數是不受歡迎的，像哥倫布和麥哲倫初時所受的冷遇是可能最好的待遇。創新和突破多數無意志於創新和突破，祇是勢所迫，或不明不白觸發連串將錯就錯的人事反應，違反既有的系統和秩序、規律和法則、意義和意識，初時必然殘缺零碎，自相矛盾，不值一晒。創新和突破來自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不能自已，有意無意間、自覺不自覺衝擊和悖逆既成現實的理性系統和秩序，不聽安排。創新和突破就「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和「既成現實的理性系統和秩序」的矛盾互動的產品，結果往往是二律背反，偶然因素作用往往出乎意料之外。《大國崛起》旁白：「葡西人性格愛冒險」。中國以前的史觀，不會談「性格」和內心世界這麼「唯心」、「小資」。
今天高談創新和突破，絕大多數也不是「理性」的事先計劃和計算。創新和突破往往是「反理性」的。理性一方面是大自然的規律，一方面是社會的法則。社會法則由人和人的關係介定，「存在即合理」，既成的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本身就是一種「理性」。創新和突破是打破「存在即合理」的既成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建立另一種、另一丁點的「存在即合理」的現實現狀、系統和秩序。理性的知識系統和秩序，既是創新和突破所需的條件，也是創新和突破的障礙。
文藝復興之前二千年，人類歷史是農牧漁社會向商業轉型的過程。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是社會和文化的主軸。軍事是人整體豁出去，押下生死，由主觀願望帶動對現實現象的重點突破、一下子震懾和壓制別人，是單向的、分上下級的，勝者對敗者整個人、社會和文化的支配，0與1之間生死予奪。勝負少不了理性知識體系和人的動物本能、獸性和蠻勁（brute force），最終可能是未知、偶然和不可知因素起決定性作用。
商業利益是整個人的「身外物」的交換。整個人的生命和生存，有無數層面和階段的利益，生命和生存就是「向度片面化」（dimensionalized）為無數層面和階段的種種利益，生死不是單靠任何一種利益，任何一種的得失不至生死存亡，可捨可獲、可出可納。利益交換不一定公平對等，但總是求外在、片面化的利益控制和擁有，而不是對整個人的控制、擁有和生死予奪。商業利益較為平等、平和和理性，著眼長期的、重複交易。
近幾百年來，經濟的重要性大幅提升，成為世界重心，商業利益入侵每個國家、民族、文化、社會、家庭和個人的生命和生存的每個範疇和層面，把人「商品化」。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當道時，經濟和商業利益在中西社會都受不同程度的壓抑和排斥。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進入生命和生存的總體性、終極性、絕對性本體性（Ontology），對象是整個人的感應和拯救，由今生通往來世，免除人因「意識」而生的種種「反面意識」，例如對生命的時間局限、對生活和生存處境的惶惑和憔慮。宗教、文化、文學藝術和哲學思想探索和提供給人生命、生活和生存的終極、全面答案和處理方法，超越「意識」的負面，但它的另一面是整個人的控制和生死予奪。
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各自都是一個「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一國的崛起的真正考驗，是能不能把軍事、宗教和商業利益的多種「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提升而成「體制」（Institution），成為各自的「體制知識」，進而把眾多「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統合，聯成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當時沒有向這方向發展。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崛起，都靠新的系統化海洋知識、靠宗教和軍事，但視野祇及於農牧漁社會的本質和本體性。軍事和宗教動力甚而壓倒商業利益，進行屠殺和種族滅絕。葡西這些混雜人性和獸性、宗教和俗世利益的探險和征戰，體現了那階段葡西的本體存在模式和文明形態。《大國崛起》稱之為「中世紀式唐•吉柯德的宗教熱情」。
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以小國崛起，帶動歷史，大勃起後的大局限是沒有把多種「知識體系」和「思想體系」提升而成「體制」，成為多種「體制知識」，進而把眾多「知識體系」統合成一個「多體制（Multi-institution）總體體系和文化生命」。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的內部沒有率先發展出（類）現代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生命，沒有留給遍及亞非美的葡西荷殖民地（類）現代的社會體制和文化生命。以農牧漁社會的知識和技能攖取和累積的財富，葡萄牙、西班牙和荷蘭自己沒有用之於轉型和升級到後來的工業化，當工業化在英國開始四處傳播時，葡西荷排斥工業化的新生事物和人物，被後起的英法徳取代，葡西要到二三十年前的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才在斷層突變的動亂中進入現代世界。
荷蘭以技術取勝，以新的劏魚法和非軍化航運法高效益和降低成本，《大國崛起》說是「把自然資源變成獨佔資源」。荷蘭首創資本市場和股東制的商貿體系，以及商業誠信，延用至今，但荷蘭祇是單一商業利益的「知識體系」和「應用體系」，沒有配套。當今之世，可能祇有英國和美國具這種綜合性「總體知識體系」（Single Multi-institution System）。香港百年拿來主義，有配套的「知識體系」和「知識體制」，多重「知識體系」和「知識體制」聯成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但祇是「應用體系」，沒有文化內涵和靈魂，回歸後因而失靈、失向失控。
歷史的階段性大起大落，是後人「後見之明」的論述和評說。事發時的當下一刻，人面對的是未知的未知（The unknown unknown），像沙士（SARS）初期，誰也不知那是什麼東西，叫什麼，是什麼一回事，事態會樣發展。英人由多種「知識體系」和「體制知識」發展出綜合性的「總體知識體系」，是面對無數「未知的未知」的百年摸索，不是有天書般的操作手冊照跟，成敗難料。事態的發展往往是正負因素之間的二律背反。文明的比拼，似在比拼誰更能感應和馴服游動不羈、無由無方的未知和不確定性。形勢越來越雜，但決策仍0和1之間的簡單。知識是助力，也是障礙，歷史好像偏愛開玩笑。《大國崛起》不斷強調這點。
哥倫布去印度和中國的新航線的探險計劃，先向葡萄牙皇室提出，但因葡萄牙的航海技術最高超，準確計算出哥倫布吹牛，不可能如期抵達，拒絕贊助。西班牙因為航海技術不及葡萄牙，錯誤相信哥倫布可以如期抵達，衣莎貝爾女皇贊助他。歷史證明葡萄牙對，但因對而釀大錯。哥倫布迷途，久久到不了印度和中國，卻發現美洲。西班牙因知識不足而創造歷史，葡萄牙因知識豐富、先進而從此滯後於歷史。
這是佛家所說的「知障」，既有建制和成熟的組織機構和國族文明，都必囿於成，以我為主介定世界，以自我中心的「現有」一切為一切的「現實」。世界由我介定，我自然有先見之明，可以先知先覺、制在機先，主宰事態和人事；卻是久久「後見不明」、「後不知、後不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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