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對中國、世界和香港的意義 — 七之一

《大國崛起》對中國、世界和香港的意義

《大國崛起》是中國經二十多年的開放改革後，致力由唯經濟和純經濟擴展到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社會、文化和哲學層面。中國無聲中轉換了四九年後五十多年奉為圭臬的正統認識和論述座標，整體的思想和這二十多年的內內外外新思潮和新現實，比較一致和兼容。經二十多年的追趕，中國可能具備了一些參與現代「大國運動戲」（Game-play）的條件。經二百年的反覆跌跌撞撞和大起大落，中國可能正非正式把參與「大國運動戲」提上議程。中國從此不同，世界從此不再一樣。

《大國崛起》虛心學東西方九個「歷史的先行者」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冷靜務實警愓怎樣因大和強而內腐和崩潰，終而被時代淘汰。這是中國人貫通滿清到孫中山和毛澤東的百年民族夢和強國夢，但方法和路向不同。洪秀全、洪仁玕和孫中山信奉西洋基督教，學資本主義民主和自由，但或因本身缺憾和不足，或因沒有充足的客觀條件和歷史機會，尚未成功，但他們的座標、標準和軌跡，已立下典範。

四九年後三十多年，毛澤東要「超越」孫中山思想，以馬恩列史為師，將西方共產主義和中國故有上上下下各階層的傳統文化結合，由辯證法和唯秘史觀哲學、政治思想主導，以集體主義組織驅動全民投入連番社會運動、靈感和人格人性改造，以及世界革命，要在有生之年畢其功於一役，永保江山萬年紅。四九年前後的四五十年間，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中國人的經濟觀和政治觀、歷史觀和社會觀、文化觀和哲學觀，都是馬恩列史的經濟決定論、辯證法和唯物史觀。中國「六億神州盡舜堯」，一起奔社會主義大同世界，全盤否定西方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要無私奉獻、絕不利己，為全人類帶來全新社會、全新世界，把歷推向新高峰。內內外外的政治運動和世界革命，是集中西方理想主義和極權專制之大成，以西方最先鋒的「超資本主義」集體主義哲學思想在中國小農亞細亞模式現實中的粗糙粗暴實施，近乎以人代神，唯心、主觀、單向片面機械。

七八十年代之交，鄧小平反毛澤東之道而行，局部回歸孫中山的大國夢議程。中國開始在經濟運行和發展上轉換了認識和論述的座標，由「超史太林式」的計劃經濟轉轍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但都是被迫救亡式的技巧轉移，內部拉拉扯扯，摸著石頭過河，分段操作。在「發展是硬道理」和「穩定壓倒一切」的實用主義天條之下，整體的經濟和政治、歷史和社會、文化和哲學被打入冷宮。開放改革前十多年，新調被禁、舊調重彈，鄧小平擱置「姓社」和「姓質」爭議，後十多年新調仍被禁、舊調仍重彈，但鬆得多，私下可以談，大眾媒介不可以，但新調舊調上上下下無人理會。開放改革前十多年是思想真空，知者不少，後十多年是思想真空無人理會。

在中央電視台播出，《大國崛起》有意無意間是中國由上而下，若無其事拋開（年老）馬恩列史的辯證法和唯物史觀座標，一是改採世界較通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史觀，接近「年青馬克思」，一是加改採民族主義，全面回歸中國千百年傳統，偏離「年青馬克思」。二十一世紀，中國對西方（以至全世界）的認識和論述，以至行為和行動，大槪會以這兩個思想為座標，也以它們為價值和動力，參與世界歷史的「大國運動戲」。「崛起」可能是中國的另一種「硬道理」，「壓倒一切」，主導內政外交和國運。

《大國崛起》比四九年後較中肯和持平學東西方各個「歷史的先行者」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公私機構和企業各級人員看《大國崛起》，可以在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經營、管治和管理層面，看個人和群體（國家、民族、文化和家庭、企業、個人）怎樣從小變大、由弱變強、由邊緣進入中央的經驗，又怎樣因大和強而內腐和崩潰，終而被時代淘汰。

這些主要都是「工具理性」，公私機構和企業的各級個人和群體，除了「工具理性」之外，還有「價值理性」。就一個國家、民族、文化而言，大國的崛起並不祇是「工具理性」的問題。《大國崛起》側重的，主要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硬實力」，例如知識和科學在經濟、軍事、政治和外交、工商百業、政治和管治、社會民生的具體體現。這些都是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大國崛起》沒有進入東西方五百年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層面和內核。

《大國崛起》的歷史觀以「大國」（民族國家）為單位和重心，以「崛起」為主線和主軸，縱橫審視和追尋「世界霸權」的崛起經驗、法則和模式。文藝復興以來五百年的社會和文化思潮，《大國崛起》祇有零敲碎打旁及，常是祇見樹木不見森林。

十八、十九世紀，「民族國家」作為絕對、天然和神聖的群族組織和主權單位，取代皇權和神權體制，成為政治和經濟、社會文化主體性和身份認同符號。這個世界潮流在二十世紀迅速大幅消退。「民族國家」肯定在長久的將來仍是人類最主要的群體單位和重心，但正如余英時所言，現在的世界，很多已超越國家民族的界線。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人和人、群族和群族很多新關係已打破十八、十九世紀概念的「民族國家」的絕對性和統攝性。德國人似乎對此特別敏銳。哈巴瑪斯（Habermas）稱之為「後國族主義」（Post-nationlsiams）。中國如果仍以十八、十九世紀的世界觀，通往千年「文化國族」觀念，可能又落後於歷史。

香港的百多年歷史，運用西方大國的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餘緒，沒有進入內核，但學到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層面，善加應用，表現在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經營、管治和管理上，創出東方和世界奇跡。香港政治、經濟和法治的管治和管理的技術性易見，談香港多數談這些，絕少談香港應用（談不上「傳承」）的西方五百年的歷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內核。

香港應用的「西方五百年的歷史、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內核」的「軟實力」，百多年來一直是港英管治班子獨佔，沒有傳多少給港人。六七十年代，香港一小撮戰後新生代的「意識族群」擺脫國共兩黨的組織和政治分歧對立，認同廣義的自由派，以非左非右的進路，進入西方五百年的歷史的人文、文化和精神文明的層面，形成「自由派」，後來大部份轉化為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之後，香港的民主派和泛民主派、反對派二三十年來獨佔香港的「軟實力」。

中國二十一世紀的認識和論述，以至行為和行動，改採世界較通行的「現代化」和「現代性」史觀和民族主義，參與世界的「大國運動戲」，內政外交都面對的問題，必然不少是香港在百年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所經歷的。這是香港身處百年中西的「歷史孽綠」對中國的大資產，但由滿清到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總以中原天朝的傳統「軟實力」看香港，祇看到香港百多年學到的技術性和應用性、策略性和戰略性層面，看不到香港百多年長久居於西方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座標、標準和軌跡的意義。香港自己也看不到。

就內部作而言，香港現在生活和工作中出問題，總可見「軟實力」和「軟問題」的蹤跡。香港這十年跌跌撞撞，祇能從事件中學習（learning by events），沒有從知識中學習（Learning by learning），而且「從事件中學習（learning by events）」也極緩慢遲鈍。2003年五十萬人上街才知、承認、面對積壓了六年的問題。

中國通過《大國崛起》重新認識世界和中國自己，《大國崛起》對中國崛起意義重大。《大國崛起》對中國重新認識香港、香港重新認識香港，意義也大（如非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