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化和現代性綜論：本體性的多元化 — 七之七

現代化和現代性綜論：本體性的多元化

《大國崛起》的封套說五百年來的地理大發現，「由此，大國的崛起的道路有了全球座標」。這個全球大國崛起的座標，方向和理想是法國的，體制和操作機制是英國的，課題和問題是全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全球的人文議程，中國二百年來被不進入終也迫進入，四九年後要超前全人類，帶領全人類進入新世界，卻陷入幾千年「天朝」的本體性情結和虛妄。
幾經磨難，中國現在有了一個實在的機會。中國因世界而變，世界也因中國而變。問題是，中國不大認識世界，中國也不大認識世界。中國認識的世界，大約是二百年前的世界，世界認識的中國，則是無限時空的中國。
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核心，是「個人實體性的新集體」。這是現代化和現代性的起訖點。所謂「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個人實體性的新集體」」，是指（1）擴大個人實體化，在實體性的個人的基礎上建立新集體的社會和文化，（2）新集體容許更多的實體性的個人參與世俗實利和權力的運作。前者可稱為「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後者可稱為「世俗化」（Securalization）。大小公私組織，必須服膺、必須有能力管治好一個「個人實體性大增的新集體」。執政當權居其位而不服膺、沒這種能力，授受皆苦。
五百年來歷史，在「個體化」和「世俗化」的起訖點上，發展出人本主義、科學、法治、民主、資本主義（以至共產主義），物質主義大盛。各地各階段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各家各派，不論理論或實踐，都基本上認同這個現代化和現代性的內容、方向和理想，祇是各地各派的具體路線和方法、成效和代價不同。不認同這些內容、方向和理想，便是明確的反現代化和現代性。「後現代」和近二十年大大普及的環境保育，不同程度和方式反思和/或反對「現代化和現代性」的主流（機械）理性主義、物質主義和唯發展觀，側重精神靈性、弱勢少數和大小環境保育，但仍在「個人實體性」和「新集體」的價值和理念範疇之內。
「前現代」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實體，不是每個人都是一個「人」，自己屬於自己，有平等、自由和人權。「前現代」的集體社會和文化，是由極少數政教軍合一的貴族和建制精英組成和支配。他們介定和主宰一切。在地理條件的制約和促使下，各個社會和文化的「組織結構、價值和道德知識美學、本體性和信念、精英和大眾的關係和社會流動、日常生活現象和權力和利益的運作」混成有機的一體，最終結穴在存在的本體性（Existentail Ontology）。
中世紀西方世界的存在本體性是相對單元封閉體，千年完整、穏定和鞏固。社會和文化嚴分等級和科層格序，最上層是人和神接壤的極少數傳統血緣世襲或白手自造的貴族、精英和英雄，他們壟斷以「來世」和靈感為心的意識和知識、意義和價值、權力和利益、資源和美感，藉文化、教育和系統性組織和強制力維持總體性的運作，形成低度社會變遷和流動低自然應然人間秩序、狀態和規律。
環繞著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絶少數人有實體性，是「人」，絶多數人沒有實體性，不是「人」。絶多數沒有實體性的人是絶少數有實體性的人的私產，但絶多數人在各種層面認同絶少數人，形成上下共尊共遵的人間秩序，人人找自己的應份角色和歸宿。「前現代」的集體（皇廷、貴族、土大夫、文化、國家、宗教、宗族、家庭）祇計少數特殊者，不是以每個人為單位組成的，大部人（自甘）被排斥、壓迫和異化。
文藝復興局部介入和打破這個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經院和教會各有角色和能動，開始分化和對立，發展出「人本主義」（Humansim），起初是佐證、繼而是局部輔助和替代宗教和神學，形成雛型的新本體性。「人」的概念和定義大大擴大，更多人成為具實體性的「人」，有由自自主性，做自己的主人。啟蒙運動以「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科學識及實證主義（Positivism）進一步取代政教合一的存在本體性。更多具實體性的「人」參與社會活動，知識、人本價值、經濟和軍事力量大盛，由西而東，資本主義、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及共產主義席捲全球。
《大國崛起》的「崛起潮」，初期是葡萄牙和西班牙借助宗教力量，後來法國、德國、日本和美國更多依重於理性主義、知識和科學、人本價值、經濟和軍事。東西方共同經歷一場存在本體性的多元化。這是全人類的終極文化哲學結。
五百年的歷史，是農牧社會向商業社會再向工業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社會和文化的結構性轉型。這個轉型和改造的是一個五百年的「解重構」。現代化和現代性是其過程和結果。這個「解重構」涉及五層面：（1）終極原生和絕對的本體性（宗教、文化和國族身份、終極關懷和信仰）；（2）意識和知識系統、藝術價值和美學，（3）上下和內外精英和大眾之間的互動和轉化關係；（4）個人和集體的組織和結構；（5）日常實際現實權力和利益的運作、轉化現象。
這五層面可分可合，互為一體的混沌現實現象。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最終核心，是農牧漁社會的存在本體性的多元化。這個「本體性的多元化」的歷史引擎（Histroy Engine），是這五層面中的第三層面的－－「上下和內外精英和大眾之間的互動和轉化關係」。「本體性的多元化」由建制內內外外精英有意無意間開啟，再有意無意向全社會各層傳訊，接觸全民，由更多的人由下而上、由上而下參選現代化和現代性過程，形成燃原之勢。內生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精英分為建制中舊精英和建制外新精英兩種。外來引進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精英分為建制中舊精英和建制外新精英、外來和內生四類，四類組成東西方各種精英，以不同形式催生和推動現代化和現代性進程。
「現代化」和「現代性」是五百年來農牧漁社會和秩序的「解重構」之後的世界現實。意識和知識上的新「現代現實」，是科學系統和專業系統；經濟上的新「現代現實」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政治上的新「現代現實」，是民族國家和民主；組織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公民）」社會」和政黨；文化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個人主義的藝術、思潮和存在本意識；地理上的新「現代現實」是全球互通互動。高度概括和總結而言，「人」變「新人」。
法國以本體性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形成的激情凌駕體制，追尋「後羅馬帝國」的復興光煇，為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投射發展的方向，直趨人類存在的終極本體性，自我消滅於浪漫理性中。英國不談本體性和人性，以多元互制和反覆反思而漸進的法治體制駕馭速度，修正方向和保持航道暢通，為人類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發展計量利益的收支。法國和英國的崛起，各有各的代價和收成，也各為人類提供正反經驗。
歐洲中世紀以來在知識和意界都沉迷於「後羅馬帝國」的復興夢，尤其是法意奧德英各個皇廷、民族國家、文化和教會，互相競爭。文藝復興與起、啟蒙運大盛的「人本主義」，原是反宗教的愚昧主義，但漸漸自成存在本體性，以「人」代「神」，以個體主義挑戰集體主義，以今生取代來世，以生活實利凌駕精神靈魂，以可操控的分分合合「理性」攤分總體不可分的「感性」和本體性，代之以「現代工業社會理性主義、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
現代化和現代性，由傳統農牧商社會的本體性轉化成工業社會的多重配套體制。西方是政教合一的單元本體性的多元化，東方是農牧社會單元本體性的多元化。在東方，這個轉型過程等於小農小商的本體性文化生命的滅亡。
「現代工業社會理性主義、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和「農牧商貿的本體性」之間的矛盾和相融關係，在東方可以歸納為三種情景：（1）小農小商的本體性，拒絕轉化成工業社會的多元自由體制性；（2）現代理性、知識和科技、人文觀念和社會組織法，為小農小商集體主義本體性所用，為集體主義本體性服務，給合成災難；（3）英國崛起的模式，以體制和程序調節「小農小商的本體性」和「工業社會的多元自由體制性」的深層之矛盾。
法國大革命、德國在二次世界日本一次世界大戰，以至俄國十月革命和中國的大躍進及文化大革命，相通之處是一種「主體性爆炸」。所謂「主體性爆炸」，是（1）傳統農牧漁社會的集體主義體制內由「前工業社會」到「工業化社會」的蛻變過程中，受生死存亡的威脅；（2）在內外因素下，傳統社會把集體主義主體性（Collectivistic Ontology）轉化為一股能量、意義和符號，匯聚而成新的實體性本體、知識和價值、組織結構身份認同；（3）沒有英式經驗主義、功利主義和懷疑主義哲學和多元分權、互相制約的體制和文化可以中和或抑制單元單向[的主體性，（4）主體性壓倒一切，集中單元單向力量，在歷史中迅速崛起，也迅速崩潰下挫。
英國相對不談本體性和人性論等終極性，專注個體主義、自由主義的「理性相對主義」（Rational Relativism）。相對之下，法國與德國都是歐陸文化，時尚本體論和人性論，以單元單核心總體性（Unitary Holism）的「終極絕對主義」（Absolutism）為本體性。法國是個人主義、浪漫主義（Romanticism）和理想主義（Idealsim）的「浪漫終極絕對主義」（Romantic Absolutism），德國是集體主義、理性主義（Rationalism）的「理性終極絕對主義」（Rational Absolutism），日本是集體主義的「美學終極絕對主義」（Aesthetci Absolutism）。
法德俄日都欠英式多元分權和互相制約、進進退退的體制和文化，不能像英國防止/滅弱「主體性爆炸」。美國擴大和強化英式多元分權和互相制約、進進退退的體制和文化。德國發動兩次世界大戰，才學會把主體性多元化，建立分權和互相制約的體制和社會文化，在左翼總理布蘭特跪下那一刻，正式成為完成總體的「現代化和現代性」的「正常國家」。日本要成為「正常國家」，卻沒學會把主體性多元化，建立分權和互相制約的體制和文化。
香港和英國一樣，避開本體性/主體性的核心問題，百年來「拿來主義」，用英式重商的法治自由配套式體制，減少文化意識和道德倫理的糾纏，把這些「深層次矛盾和問題」商品化，轉化為實利，專心致志於「中環價值」的功利實益，造就世界最前沿的專科專業、經濟、行政和管治奇蹟，開出中國人千百來第一個自由、多元、開放的法治社會和（類）公民社會。
回顧歷史，香港和內地的關係，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大不相同。十九世紀，孫中山等時代的先知先覺先行者在香港引入西方資本主義座標，開展「學習型」的現代化和現代性，趕上「人類進程」。二十世紀，中港關係大起大伏，反差極大。當時世界和中國內地興起超越資本主義的共產主義，中國的時代先知先覺先行者視香港如歷史渣滓；香港固守二百年前亞當‧史密的自由經濟資本主義。二十世紀最後二十年，中國內地放棄計劃經濟，改採市場經濟。中港關係大起大伏之間，每當中國內地轉轍到香港的座標，中港互補，各自發揮；每當中國內地「以我為主」、以我為座標、以我為現實，中港便杵格不入，互磨互秏。
香港的宿命是有（類）現代的先進性，但體積小，居次位，沒恰如其份的實體性；中國落後，但體積大，居首位，有無限的絕對終極實體性。香港引入異質性而中國拒斥時，香港被視為數典忘宗、非我族類；香港引入異質性而中國接納時，香港的功能被取代和受接濟。
香港和內地的應然和自然關係，是香港引入西方現代座標，中國提供傳統文化資源和人力人才資源，內與外、異質性與同質性互相肯定和容納，一起締造一個完整的「現代化現代性」社會，讓香港在世界的最前沿，做中國內地的試驗田。但這個歷史的應然和自然的中港關係，卻不是必然的。兩點之間，簡單直線可能最長。百多年，中國和世界的關係，香港和中國的關係，都是兩點之間簡單直線的複雜迂迴曲折，漫長起伏。